张爱玲小说《金锁记》里有这么一段情节：

主人公曹七巧（一位出身小商人家庭，因感情坎坷而性格病态的女子）想要小叔子姜季泽的房产，拐弯抹角问他多少钱能卖，姜季泽说不卖。为什么不卖？因为他听说上海的房价还会往上涨，现在出手比较吃亏，不如继续囤着。

姜季泽又说，他不但不准备卖房，还计划把乡下的田地统统卖掉，在上海购买更多的房子，因为乡下的田地不断地掉价，上海的房子不断地涨价，卖地买房才是最划算的选择。

乡下的田地为什么掉价？姜季泽给出了解释：“自从改了民国，接二连三地打仗，何尝有一年闲过？把地面糟蹋得不成样子，中间还被收租的、师爷、地头蛇一层一层勒掯着。莫说这两年不是水就是旱，就遇着了丰年，也没有多少进账轮到我们头上。”

他的意思是说，农村战火不断，经济破产，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土匪强盗多如牛屎，在农村当地主风险太大，赔本率太高。

上海的房子为什么一直涨价？姜季泽没说。其实原因很简单：上海是租界城市，有洋人罩着，外面的战火烧不进来，里面则市政完善，市面繁荣，既适合阔人养老，也适合穷人谋生，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往那儿跑，房价自然往上涌。

说到这儿，读者诸君可能会联想到现在的情形。没错，如今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就像《金锁记》里的上海，集中了一切优势资源，安全，安定，发达，繁荣，居住需求非常激烈，故此房价易涨难跌。而绝大多数中小城市，就像姜季泽所说的农村——虽说现在没有土匪了，可是跟一线城市完全没法比，教育也不行，环境也不行，留不住人，住房早就供大于求。所以不管地方政府多么努力救市，都挡不住房价继续下跌的势头。

姜季泽想卖掉乡下的田产，投资上海的房产，他这个选择是对还是错呢？短期来看，当然是对的。《金锁记》写于1943年，从1943年到1948年，这几年当中，上海的房价确实一直在上涨。

先说上海沦陷那几年。那时候，日本鬼子统治上海，实行宵禁，一过晚上九点就不准逗留街头。除了宵禁，还限水、限电、限制汽油供应，每天供水不超过三小时，每天晚上十点前后必须关掉电灯，普通市民加油必须凭加油证，每月加油不能超过五加仑，等等。

除了以上种种限制，日本人还大搞恐怖政策，监控言论，逮捕志士，屠杀任何一个有抗日嫌疑的中国人。照理说，在上海生活就好比掉进人间地狱，大家应该纷纷外迁才对。

有人外迁没有？有，而且还不少。上海各大名校的师生、各大机关的官僚、各大媒体的记者、各大公馆的老爷太太，凡是不愿当汉奸的都走了，远走昆明，远走香港。可是，搬出去的没有搬进来的多，日本人搬了进来，朝鲜人搬了进来，想发战争财的投机商搬进来了，无锡、苏州、宁波、杭州等地遭受水灾和匪患的农民，也搬进来了。

另外，绝大多数上海小市民都有一种心理：出门一里，不如家里，全宇宙任何地方都没上海好，只要不砍我脑袋，我就不离开上海，受多大罪都不离开。所以，上海虽然沦陷了，上海人口却更多了，1941年上海常住居民是300万人，1945年仅仅上海租界的常住居民就有400万人，上海成了这颗星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你说房价能不涨吗？

抗战胜利后，鬼子走了，难民回来了，八年炮火毁坏了很多房子，一时半会儿建不起来，人多房少，房价涨得竟然比沦陷时期还要厉害。

当时一个名叫陈述昆的评论家算过一笔账：1940年在上海买一所两间两底的石库门需要20万元（法币），到了1947年元月，买同样一所房子需要4亿元！短短七年时间，上海房价涨了整整2000倍！

房价涨幅如此惊人，必然有通货膨胀的“功劳”。众所周知，无论是日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还是伪满政府发行的满币，无论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还是中共边区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边币，统统都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不管多么严重，都没有抗战胜利后的法币来得凶猛。也正因为抗战后的通货膨胀极为疯狂，所以精明的上海人在抗战后更加热衷于买房，以便用房产的升值来抵消法币的贬值。大家都热衷于买房，上海房价在抗战之后才涨得更加厉害。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李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