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开始逃亡的那一年春天，我十四岁。我未曾料到，为了了解这一次逃亡的意义，我还要再花四十年时光。

2016年1月12日，正午，北京紫禁城外，一家以“时光”命名的咖啡馆里。冬日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映照在杨渡有几分斑白的鬓边上。这位来自海峡彼岸的诗人、作家、记者，看上去很平静地讲述一段漂泊海岛的百年家族史。

在那个回环曲折而五味杂陈的长篇故事中，他身兼多重角色：既是儿子，也是爸爸；既是长孙，也是阿公；既是亲历者，也是记录人。

水田里的妈妈

一个黑色人影像水蛇一样挪动身体，划开秧苗，缓缓从水田中间爬了出来。她的半边脸上沾满污泥，身体因在泥土里躲藏爬行，也沾满水田里的烂泥。她爬到田埂边上，全身不知是因为寒冷或是害怕，不断颤抖。

为了逃避警察追捕仓皇逃走的妈妈的狼狈形象，在少年杨渡内心深处留下了长久的阴影。他憎恨逼得自己家散人亡的讨债者们，甚至憎恨无力保护妈妈的父亲。他暗暗发誓，长大后必须洗刷耻辱，要咬牙去与命运战斗。

那还是1970年代初的事。杨渡的父亲，是台中乌溪河口附近一条叫乌日的村子里的“乡镇企业家”。因为经营一家小锅炉厂急需资金周转，不得已借了高利贷，岂料债务越滚越大，开出的银行支票接二连三地“跳票”，无法兑现。情急之下，父亲只好借用专心在家务农的杨渡母亲的名义，另开新支票试图顶替。结果可以想象，那样的“空头支票”还是无效，且触犯了台湾当时严厉的“票据法”，妈妈成了“通缉犯”，警察奉命连夜上门逮人，可怜的妈妈只好慌忙跑路，藏身水田之中。

那一夜，妈妈侥幸逃脱了警察的追捕，被迫暂时寄居台中亲戚家里。可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因为实在割舍不下对四个年幼儿女的牵挂，农地又无法丢荒，妈妈只有避人耳目偷偷回来，终于被十分“敬业”的警察候个正着，抓捕归案，关进了台中看守所。

诗人杨渡后来写道：

独自去台中监狱探视妈妈的那个星期天早晨，秋天的阳光明亮灿烂，一无遮蔽的天空，没有一丝云翳，只有一种近乎透明的蓝，仿佛蓝得可以直抵宇宙最远最深的边界。

那时候还是一名初二学生的他，提着祖母特地准备的丰富饭菜，独自从乌日乡下坐车来到陌生的台中市区，希望能见妈妈一面。但狱方拒绝了他的会面申请。还好，也许办事人员不忍看到这个未谙世事的小孩过于伤心失望，最后还是答应替他将饭菜转送给狱中的妈妈。

沿着监所那堵高高的围墙慢慢往回走的时候，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隔着这一堵墙，这个世界变成两边，我站在这边无依无靠，妈妈被关在黑暗的牢房里；隔着这一堵墙，放高利贷的人要讨债，穷人就失去自由；隔着这一堵墙，我们家破碎了，但是谁让我们变成这样？

四十多年后，即2014年年底，当作家杨渡翔实记述他们这一个平凡的台湾人家族所遭遇的百年变迁的新著在台湾出版时，书名就定为《水田里的妈妈》。他说，我要借此“以呈现一九七零年代初，妈妈从逃亡的水田中浮现泥泞的面容之际，命运决定性的一瞬”。

逃离“唐山”

当时夜半无灯无火，他们摸黑走啊走的，走累了也不敢休息，直到天亮，最后碰到乌溪。......就这样，贫困流离的一家傍着乌溪，在乌村定居下来，绵延成一个家族。

杨渡的家族故事，同样是从一场暗夜逃亡开始。

从小，他就常常听祖母提起，杨家的祖先清朝时住在福建平和（现漳州市西南部闽粤交界处），因与人有仇发生争斗，闹出人命，为了避祸被迫渡海来台，辗转到了今日的丰原、神冈（现台中市北部）一带，租地耕种谋生。岂料平和县的仇家竟一路不舍，追杀到神冈，虽经当地“头人”调解，对方却执意要来抄家灭族。此时，祖先只想在台湾这方新天新地，从头再来，无意再以身家性命相博，只得立即带上家小，背上简单包袱，连夜逃亡。

祖先一行四五个男女，走到遍布沼泽、水流湍急的乌溪河口（今台中市西部，濒临台湾海峡），无船渡河，只好在岸边一间小小妈祖庙廊檐下借住。不久，妈祖庙的人看祖先拖家带口，处境堪怜，就把庙产的田地佃给他们耕作。

杨家祖先抵达乌日之时，此地已有一个由大片石板筑成的码头，日常停泊着几十只小型木帆船，还有十数只竹筏在沼泽芦苇丛中来回摆渡。从唐山（即大陆）来的中小船只在这里靠岸，再转往乌溪河上游的雾峰一带，运出米粮、兽肉、鹿皮等山地物产，又运进盐、农具、铁器、衣服、布料等日用必需品。

那年头，台湾岛内赫赫有名的雾峰林家（祖籍也是福建平和）已凭借土地拓垦及经营商号致富，他们就是靠乌溪航道转运土产货物，销往大陆。海峡两岸的商品，在台中西南的鹿港、彰化等重要的水陆码头交换。

乌溪河口，河水平静如湖，黄昏时分，落日余晖，映满河面，遍洒金光，故乡人称此地为“湖日”。到了日据时期，日本人不知闽南语本意，只依其发音，改作“乌日”二字，变成了“黑色的太阳”。

一般认为，过去数百年间，台湾岛上共有过至少七波外来移民潮。其中规模最大的三次均以大陆汉人为主体：第一次是南明郑成功政权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后；第二次是清嘉庆朝（1796—1820年）开放大陆民众赴台开垦后；第三次，自然就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丢掉大陆、退守台湾的那一回。

据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倬云在《台湾四百年》一书中所言：郑氏治台20余年，共有约十万汉人来台，当时岛上原住民总数估计也就十来万人；自清康熙朝1683年将台湾纳入中国行政版图，到1895年甲午战败被迫割让给日本，大约两百年间，岛内人口增加到三百万左右，土地开垦面积则增加了不止十倍，全岛整体开发，已大部分展开。

杨渡的家族祖先，正是清代大陆赴台垦荒的百万民众中的一分子。

“空思梦想杨魅寇”

想想父亲的一生，在战争中失了学，在战乱中失了根，在转型中失去依靠。一个人，活在那个时代，还有多少机会？

杨渡的父亲本名铭煌，按日语发音是“魅寇”，日据时期家人乡里叫习惯了，一直未改过来。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他父亲才十五岁。战争后期，美军飞机连番轰炸台湾，学校疏散停课，父亲初中都没念完。台湾光复后，经济萧条，百废待举，加上杨家经济困难，他被迫辍学，第一份“工作”，是每天到台中的市场卖甘蔗。

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二十几岁的青年，正是人一生成长最关键的时候。而父亲那一代台湾同龄人，恰恰身处历史夹缝中，“既要面对政权的转换，语言的重来，文化的冲突，更缺乏教育、经济、工作的机会，生命的奋斗与挣扎，实在难以想象”。

父亲书没读成，却爱结识三教九流的江湖朋友，而且天生心灵手巧，极不安分。家族里的人都说他“想孔想缝，无所不至”，故家族中人又笑他“空思梦想杨魅寇”。

“你老爸哦，每一项都会做，都很能做。”祖母就总是对孙子叹气说，“可惜，他就是不甘心，不甘心在三合院里，过这样的日子，不甘心做农民，这样过一辈子......”

“魅寇”的一辈子，确实也是在拼尽全力地逃离水田、逃离困境的奋斗中度过。

1958年，大约在小杨渡生下来几个月时，父亲按规定要补服兵役。恰遇两岸爆发“八二三炮战”（即“金门炮战”），擅长土木专业的父亲被派到金门前线挖地道、建防空洞。因为战火交织，海上交通常常断绝，写封信给家里也得一两个月才能寄到。幸运的是，他这个刚刚结婚生子的本省青年，在战场上得到来自大陆，自认为“没妻没后，死了也没人拜”的士官长的特殊照顾，最终毫发无损地退伍回来了。几十年后，父亲都还念念不忘那些外省老兵的恩情。

那时候，已是1960年代初，从小小的乌日村，到全台湾岛，大家都在做许多异想天开的发财梦。生来就不认命的父亲，当然也尝试过不同的生意和行业，从老本行的建土坯房、制瓦片、做水泥管子，屡败屡战，却一直没找到发财的门径。一家大小的吃饭穿衣，有时反而要靠妈妈下地干活的微薄收成勉强维持。

六十年代的台湾，刚刚走上经济起飞之路，纺织、食品、饮料、电机等中小工厂兴起，对工业用锅炉需求大增。在生意伙伴和亲友鼓动下，父亲确信这是一个发达的好机会，尽管对比较复杂的锅炉工艺一窍不通，仍下决心出钱出地，大干一场。

但父亲起初不晓得商场水深水浅，花了大笔“交际费”陪着“客户”海吃海喝一轮之后，预想中做不完的订单寥寥无几，反而因入不敷支而财务失控，资金频频告急，跌入高利贷黑洞，硬着头皮卖掉祖先辛苦积攒下来的田地，也无法填满窟窿。最后，支票“跳票”、债主堵门、警察抓人，上演了无辜的妈妈抛家弃子，走投无路，仍难逃牢狱之灾的家庭悲剧。

追寻“美丽岛”

“我不要做生意。”我倔强地说，“我要过自己的生活。”从小到大，我很少和父亲顶嘴，但为了读大学的选择，我们真的杠上了。叛逆的时光，直到我考上大学才和解。此时的我，已经熟读了陈映真的小说，到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俄罗斯的雪原与俄国革命，以及后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寻找认同去了。

时光流转，转眼到了1970年代后期。妈妈获释回家后，父亲痛定思痛，重新振作，一家人协力打拼，锅炉厂的业务渐渐走上正轨，债务也陆续还清。人到中年的“魅寇”，终于成了台湾五大锅炉厂之一的老板，在乌日、在台中都是处处受人尊重的成功企业家。

而一天天长大的杨渡，改变了学医的初衷，决意逃离子承父业的重责。读高中时，他就是《自由中国》旧杂志的热心读者，该杂志因主要负责人雷震等发起组织新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早在1960年即遭台湾官方勒令停刊。殷海光、李敖等受到当局严厉打压的著名自由主义作家，也成了他们那一代台湾叛逆青年的精神导师。

到台北上大学的四年里，杨渡更和许多向往左翼思想的朋友们一起，“在重庆南路的地下书城里，买了马克思、卢卡奇、马尔库塞的禁书，暗暗地阅读，带着一种练武林秘笈的乐趣”。

1979年12月在高雄爆发的“美丽岛事件”，是那个时代，也是杨渡本人思想和生活的一个转折点。由《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组织群众示威游行，要求民主和自由，并演变成自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岛内最激烈的一场官民冲突，最终以当局出动军警镇压收场。

杨渡回忆说：“等到‘美丽岛事件’发生，我看着大审的不公不义，苦闷无比，又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觉得如果改革无望，那就走上暗杀之路吧。于是写了长诗《刺客吟》，描写荆轲与高渐离的故事，歌颂人生可以像一把飞出去的剑，绝对、鲜明、利落、干净，射向不义政权的心脏。”

这首花费了数个月才写成，并在截稿前最后一刻才寄出的长诗，得到了1980年的“时报文学奖”（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办的年度奖项，极具影响力）叙事诗优等奖。他也由此步入台湾诗坛和文化界，并认识了心目中崇拜的作家陈映真。

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为党外杂志《大地生活》写稿及做编辑。他采写了一篇披露“二二八事件”后遭长期关押的老政治犯的调查报道，触犯时忌，该杂志遭查禁被迫停刊。后来，他加入《中国时报》，开始了漫长的媒体生涯，同时坚持进行文学创作。

众所周知，“美丽岛事件”也成为后来崛起的民进党的主要政治资本之一。对此，杨渡解释道，台湾岛内的党外民主运动，分为两个不同源流，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种族主义，后者主张“台湾民族论”，把台湾人当做一个民族，所以要搞“台独”。

“我个人不赞同这种‘民族论’，因为过度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都是对自由的防碍。”他说，“‘台独’主张带着种族主义的歧视，实际上把台湾民众割裂成几个种族，我不喜欢。我相信包容的社会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艰难的认同

祖母有时候会感叹说，这一辈子就像一场“梦眠”，因为“我生下来时是清朝人，生了儿子变成日本人，生了孙子又变回中国人了”。

精神上的惶惑与追寻，不仅是大转型时期台湾知识分子们的“专利”。过去120年来，几经时代变迁与政权轮替的台湾普通民众，也不断面临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的身份认同难题。

二次大战期间，杨渡的祖父七兄弟中，有三人投入战争。日语非常流利的三叔公，被日军征调回唐山（大陆）去当通译。据他寄回来的最后一封家信中说，他在上海的法庭里为日本人翻译上海话，至于他怎么学会了上海话，连祖父都感到很惊奇。年轻的六叔公去了南洋当日军军夫，作为殖民地的台湾人，他还不够资格直接扛枪当正规军，只是战场上的工兵。精明干练的二叔公留在乌溪河边上的日本军马场，受雇练马。而作为长兄的祖父本人，要带着七个年幼的子女躲避战争后期美军频繁的空袭警报，还要照料在前线的两个兄弟的家庭。

杨渡的几位叔公的命运，几乎就是日据时代台湾人命运的缩影。

日本战败后，上海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到处抓日本人报仇雪恨，三叔公有口难辩，只好东躲西藏，靠着台湾同乡帮忙和一路乞讨，足足花了6个月，才衣衫褴褛地渡海逃回乌日家中。在南洋巴布亚新几内亚挖工事的六叔公，跟随与外界断绝联系、不知道天皇已宣布投降的日本正规军，荒岛求生长达半年多，最后看到美军漫天散发的宣传单，才面黄肌瘦地走出丛林，由美军军舰运回台湾。而留在家乡附近的二叔公反而运气最差，在战争结束前的美国大轰炸中，炸断了一条腿，落下了终生的残废。

杨渡说，我们现在都习惯讲台湾是“日本殖民50年”，但对身处日据时代的台湾人而言，他们并不能预想“50年”这个明确的截止期限，像父亲那代人，一生下来就拿着“日本国”的身份证，他们内心的复杂感受，大陆民众确实不容易理解。

台湾有位知名女作家林文月，生于1930年代，曾在台大中文系师从文学评论家台静农，外祖父是有“台湾太史公”之称的连横（著有《台湾通史》，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祖父）。她曾回忆说，抗战期间她从台湾来大陆，读的是上海的日侨学校，天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同学们哭成一片，突然又听说，台湾光复了，他们这样的台湾籍学生，转眼变成了战胜国的一员。当时跌宕起伏的心情，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形容。

1945年，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以日文写出了代表作——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1971年，台湾“中华民国政府”被迫退出联合国，随后中日（1972年）、中美（1979年）相继建交，并与台湾官方断交，台湾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年轻的歌手罗大佑创作了一首同名歌曲，也唱出了那个年代台湾人格外悲凉彷徨的心境。

杨渡觉得，在很多台湾人看来，1895年清朝甲午战败后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像是穷人家里欠别人钱却赔不起，只好把孩子送人，这个孩子在“养父”家被歧视、被欺负，经济上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身份上属于二等公民。好不容易台湾光复了，“生父”来了，原以为可以做回家族里正常的孩子，可在大陆横行惯了的“生父”，不由分说先暴打一顿，“二二八事件”在前，白色恐怖的大逮捕、大镇压在后，“生父”比“养父”更凶，你说让台湾人怎么能不越来越把自己当成“孤儿”呢？

回想台湾光复后不久，著名记者和作家萧乾曾赴台实地采访。他在1947年1月的上海《大公报》发表的《冷眼看台湾》一文中，将大陆社会的混乱衰败与台湾社会的发达有序做了直接坦率的对比，在抗战刚刚胜利的特殊气氛中，可谓是“逆耳之言”。这位二战时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籍战地记者警告说：“台湾早接收了。民心谁也承认并未完全接收。要接收，可得摆出政绩来。在所有贤政中，没有比自由更重要的了。”

明日家国

1989年祖母过世，让我重新观察故乡，才发现时代的脚步，已经走得很远很远。

杨渡所说的故乡，当然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乌溪河畔乌日村，但又越来越不仅限于那一方小小的天地。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严”，开放党禁，允许老兵回大陆探亲，台湾岛内及两岸之间长期的紧张气氛为之一变。第二年，杨渡就第一次跨越海峡，回到了一二百年前杨家的祖先匆匆逃离的“唐山”故乡。

自那之后，他开始频繁回到大陆采访旅行，以台湾社会转型的经验为对比，研究大陆的社会变迁。他已届花甲之年的父亲，也加入了数十万回乡投资的台商大军之列，时不时随团赴大陆考察。父亲及决定承接锅炉厂“衣钵”的杨渡的弟弟，都意识到岛内产业转型加速，工业锅炉需求必然减少，生意不如从前，要及时开拓更广大的市场。他的两位妹妹，则先后远赴欧美留学。

幸好还有一个留守乌日家中，愿意承担所有责任的妈妈，成了杨家逢年过节时必然聚集齐心的重要理由。

台湾知名文学评论家吕正惠说过，他花了20年时间，才从一个“中华民国”的小知识分子，转变成一个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比他小10岁的杨渡，大概也体验过类似的心路历程。

杨渡说，最近几十年来，台湾与大陆同样经历过剧烈的转型，看起来很多方面台湾都先行一步，但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台湾太小了，时时要依赖外部市场，而大陆体量很大，能够成为别人依赖的对象，有能力影响整个世界。

 他相信，人家不会因为你拥有全球最大的代工厂，不会因为你买的奶粉最多，消费能力最强而承认你是大国。就像一个人不会光因为有钱而让人佩服，更重要的是因为你有独特的文化。

从诗人、作家、记者，到如今担任台湾中华文化总会（该会首任会长为蒋介石，马英九亦曾担任会长）秘书长，这位自台中乌溪河畔普通农家经过挣扎奋斗走出来的文化人，从对百年来自己家族乃至海岛台湾漂泊命运的苦苦思索，想到了整个中国的明天。

“中国强大起来以后，要懂得利用全球的影响力去推广中华文化。”他说，“未来的中国文化，应该变成我们内在的精神底蕴，这样我们中国人才能在世界上获得真正的尊重。”

（谭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