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不仅简略，更嫌片面。譬如进步论的表现，并不限于历史学，还表现于哲学、艺术、政治等。哪怕仅限于历史学，进步论的遗毒，亦非如我描述的那么浅薄。

进步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试图解释世界，然而其解释并不符合世界的本质。

它认为历史进程是一条直线，由此衍生了“线性史观”之说，对此，不必纵观千载，单看这二百年来的中国，足见历史轨迹绝非直线，甚至连曲线都谈不上，时而奔腾，时而静止，时而歧出，时而回流，压根不可以线来名状，而如一团乱云，谁也不知云散之后，天空是什么模样。

它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规律，事实则是，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的冷战，所造成的伤害，堪称史无前例、空古绝今（也许未必能绝），这到底是野蛮的战争呢，还是文明的战争，若为后者，为什么文明人的杀伤力，更甚于野蛮人，至于奥斯维辛、古拉格这些耻辱的名字，直接刺破了文明的伪装，露出野蛮的实质。

质言之，进步论并不足以解释世界。

这么说并非单单针对进步论，在我看来，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我们生存的世界。在无垠的宇宙与无尽的历史面前，我是一个虔诚的不可知论者。

有人批评进步论，却回到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在进步论未传入中国之前，我们的时间观，乃是一种轮回，与此相应，我们的历史观，乃是一种循环，其表现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后世所总结的治乱循环、历史周期律等）。

或者认为历史进程是一种螺旋上升结构（可视为循环史观与进步史观的合体，即为结晶，诠释力自然优于那二者，不过依旧有其致命缺陷：历史也许螺旋，未必上升），这则属于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同样呈现了人类理性与知识的自负。

这种自负，本质上则是谵妄。进步论自以为抓住了世界的奥秘（他们称之为“规律”），其实不过是盲人摸象，摸到一根脚趾，兴高采烈，欣喜若狂，仿佛占有了大象。

我觉得进步论所笃信与宣扬的历史必然性、历史规律等，恰可比作大象的一根脚趾。

诚然，有些时段，有些领域，的确有规律、必然性可供发掘，然而一旦放眼古今，则可知历史源于偶然，并无必然可论。以局部的必然，诠释整体的偶然，这不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而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结果只能是错谬与虚妄。

 进步论所言的必然性，案例之一，即优胜劣汰。自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以来，这四个字（有时写作“优胜劣败”），加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字，作为社会进化论最响亮的口号，一时成为了中国人的口头禅。

风行既久，国人遂视之为事实与真理，而忘记审查其内在的逻辑。

细究起来，不难发现，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被淘汰的未必都是劣等物，优胜劣汰在自然界的概率也许大一些，在人类社会，常常君子不敌小人、英雄不敌流氓、文明不敌野蛮，正义不敌邪恶。一味强调优胜劣汰，以其来诠释自然与历史变迁，则犯了以偏概全之病。

而且需要注意，优胜劣汰堪比成王败寇，以结局论英雄，皆属强者逻辑：谁是胜利者，谁掌握了话语权，谁便可以宣布自己最优秀。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进步论的弊病：谁有权书写历史，谁便可以宣布，自己代表最进步的力量，反过来，则可以进步的名义，争夺历史书写的权力。

除此之外，进步论还有一点隐藏的毒性。它的发明者，启蒙时代的知识人，用理性放逐了上帝，随后使人类自身扮演了上帝的角色。理性所塑造的进步论，不得不兼具宗教功能，进步论所预告、承诺的理想社会，便是一个形同天堂的乌托邦。

正如法国人鲁吉埃《从天堂到乌托邦》所云：“一种新的宗教在十八世纪产生，以取代基督教，这就是进步的宗教。”

然而，进步论终归不是宗教，就像人终归不是上帝，理性终归不是最高存在，作为赝品，它无法发挥宗教的作用，只能呈现为一种指向未来的幻象。它的形象，更接近鸦片，产生的快感十分短暂；它的信徒，犹如鸦片鬼，在光明的幻象之中，追寻虚弱的抚慰。

话说回来，我们批判的只是进步论，并不否认，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技术在进步，知识在进步，制度在进步。当然，人性并未在进步，道德并未在进步，至于社会，则不可以进步或退步来衡量。就此而言，不宜说进步论是一种谎言，只能说是一种偏见。偏见的意义，在于“片面的深刻”，不过仅止于此。

事实上，进步论在中国风靡的同时，不乏国人表示忧虑或质疑。

譬如1945年夏，陈寅恪作吴其昌《梁启超传》读后感，感叹“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再早一点，1918年11月7日，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后，他投积水潭自尽。

（羽戈  中国经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