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来港视察，这是继2012年胡锦涛赴港参加香港回归15周年活动后，首次有正国级领导人访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张德江这次来港：

一是显示中央高度重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繁荣发展；

二是表明中央看重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希望香港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十三五」规划等机遇；

三是藉视察了解香港情况来打气鼓劲，冀香港各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和谐，建设美好香港。

可以看到，国家支持香港的立场，从来都是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

给大家推荐一篇雪饵两年前关于香港经济论断的文章，此文观点犀利，可圈可点，客观反映出了一些现状，值得思考。

以下为正文：

香港的香味，似乎正在淡去。

17年前，有一首歌风靡内地，歌中不断地感慨：“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彼时，香港虽然未必是内地人心中最“香”的，却是在“香”单上最有可能一亲芳泽的。它数十年的繁荣与优势来自哪里？

17年，弹指一挥间，如今香港人最为认真考虑的却是：香港是否真的会被边缘化？

香港怎样那么香，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以及不同的立场，都有各自的解释。对此，无论学界还是舆论界，大致有两大类解释：

一、香港之香，来自于英治时期建立的自由市场及其一整套法律体系；

二、香港之香，来自于其与内地的密切联系及内地所给予的强大支撑。

其实，这两大类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制度优势，后者是区位优势；前者是“香”的内因，后者是“香”的外因；前者是港人的后天努力，后者是港地的先天条件……

即便侧重前者，也大可不必迷信英国人对自己创造了东方之珠神话的吹嘘。大英帝国固然在世界上留下了不少闪光的碎片，帝国谢幕了，这些光芒至今仍在。然而，至少在1949年风云突变之前，相比于“大家闺秀”的上海，香港至多只能算作“小家碧玉”。

1949年中国内战消停，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转机—— 一方面是以上海人为主的内地富商，携带巨额流亡资金涌入；另一方面是冷战降临，中国内地被铁幕包围。在这一点上，后人不能不佩服英国对红色中国的率先认可，这对换取香港“现状”暂时不变，无疑大有裨益。而新生的红色中国，也明智地勒住了战马的缰绳，留下香港，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铁幕合围中留下了一个顺畅出气的窗口。

偌大的中国都堵上了，只留下香港一窗，巨量的物资进出口蜂拥而来，量全国之物力，推香港之繁荣，小小的香港被从天而降的巨大馅饼稳稳砸中。彼时的香港发迹，与其说是“香港奇迹”，不如说是“中国奇迹”：一个大国（未必是强国），奇迹般地与世界断绝了往来，而且一断就是30年，香港因此也就奇迹般地获得了腾飞。其实，不光香港，包括中国台湾、乃至日本，亦都因此沾光。

那是香港腾飞的第一次重大机遇。

自唐宋以来，除了明清开国早期短暂的海禁之外，中华帝国从来没有中断过与世界的贸易。以德国学者弗兰克为代表，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到十九世纪初期，有一个漫长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而中国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1757年乾隆皇帝宣布的“单口通商”——即广州作为欧美商人对华贸易的唯一口岸，被广泛理解为中国“闭关锁国”的标志，自此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重开多个口岸，普遍被称为“广东体系”（Canton System）。而这，恰恰是流传最广的误读。

乾隆时代的“单口通商”，所限的仅仅是欧美商人，更确切地说，主要是英、美商人。葡萄牙人在澳门、西班牙人在厦门，都可以继续自由贸易；来自东南亚、日本等国的商人，也依然可以继续在其他口岸自由贸易。

无论从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华帝国的政府行为来看，从未“闭关”，亦未“锁国”，而且，中国商人一直牢牢掌控着诸如茶叶、丝绸、瓷器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直到1870年代才因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及蒸汽轮船的普及而丢失。

相比清代的广州，冷战时期的香港，才是真正的“单口通商”。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内地的苦难——除了冷战的铁幕之外，还有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构成了香港腾飞的历史机遇。铁幕落下，仅在1949年和1950年，香港对内地贸易额就分别比上年上升66%及74%，大大超过1947年至1949年每年增长35%的水平。

“单口通商”，最初仅仅是转口贸易，这也是二战前香港的支柱经济。随着“单口通商”积累了大量资本、技术、劳力、原料和经验，香港逐渐具备了发展加工业的条件。1960年代，全球经济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的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香港比台湾、新加坡、韩国都更早地抓住这个机会，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大力发展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终于打造了“亚洲四小龙”之龙头地位。60年代末，香港制造工业产值已占本地生产总值的30%，成衣、手表、时钟、玩具等十种产品的出口名列世界首位，很多产品己经远销世界各地。香港产品出口的比重则由50年代初的10%左右增加到80%左右，制造业己经成为香港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

而彼时的内地，依然在政治运动的旋涡里挣扎，不仅令香港、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少了一个原本应该强劲的竞争对手，也给香港提供了巨大的资源与市场腹地，这也正是香港有别于另三条“小龙”的关键竞争力所在。

从1949年到1979年，可算是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转型。

到了1970年代末期，国际石油危机爆发，香港出口受阻、制造业停滞。此时，内地终于开始了改革开放，再度为香港的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多年前，有人曾经感慨，正是因为殖民地的遭遇而造就了香港的繁荣。但是，香港的繁荣真的因为被殖民才带来的吗？大英帝国很多殖民地，比如非洲，怎么就没有繁荣呢？区别之一，就在于其是否有腹地。

香港背靠内地的巨大腹地，先是托冷战之福，独留此窗通气；随后又托改革之福，内地再度开门时，香港成为排在门口的第一人，由此掀开了香港经济的第二次转型——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内地，依赖内地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获取“第二春”。同时，腾出手来，在香港本土实现了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到80年代末期，服务业在GDP占比中超过80%。并且，充分发掘内地改革开放的需求，将香港建设成了全球的金融中心。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更高层次上的“单口通商”——香港不仅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的灯塔，更成为沟通内地与世界的桥梁。

毫无疑问，在香港的经济崛起中，内地因素而非制度优势，才是区别于任何其他经济体的独特竞争优势。九七回归之前，美国《福布斯》杂志曾在封面文章中宣告“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对九七后的香港前途表示悲观。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判断充满了傲慢、偏见与无知，美国人所忽略的，正是内地因素对香港繁荣的关键作用：长期封闭，及突然开放，都是香港的发展良机。

香港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发生在九七回归前后。

在香港此前的经济奇迹中，已经潜藏着巨大的隐患：对房地产及金融投机的过度依赖。亚洲金融风波来袭后，香港在1998年甚至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情势危急，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大力相救，后果难料。尽管缓过劲来，但这场危机的确打碎了香港的华丽外罩，大大削弱了香港的自信心和自我感觉，投射下巨大的阴影，香港人开始尝到了“失落”的滋味。

危机之后，香港一直试图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中央政府也大力推动了诸如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等政策，予以扶持。香港继续充当着内地最大的进出口商品转口地、最主要的资金筹集地、国有企业海外上市首选地和境外中资企业投资集中地等，这些都令香港成为内地改革开放红利的最大分享者之一。

毕竟，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千“窗”百孔，香港的窗口垄断优势大大减弱了。而随着内地经济的强势崛起，香港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少，优越感日渐丧失，挫折感开始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自1949年之后，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交流中，港商港企总是享受着特殊的政策关照，其在内地从未在平等的市场规则中、与内地商人和企业以平等的市场参与者身份，进行平等的市场竞争。这既是香港崛起的原因之一，也是香港“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香港的“边缘化”，体现在其贸易中心、制造中心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内地城市的竞争下，不断消解。卧榻之侧的广深珠（广州、深圳、珠海），长三角的上海，都表现得咄咄逼人，并且从机场、港口到金融等，全方位挑战香港的地位。

历史上，类似的“边缘化”，也曾经在广州上演。

作为最为主要的通商口岸，广州曾经长期垄断了中国与英美的外贸，这种垄断既造就了广州的繁华及“十三行”商人们的富裕，也令他们日渐丧失了对竞争的适应能力。当鸦片战争后西方敲开了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广州的繁华迅速退潮，被上海所取代，而“十三行”商人则迅速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表面上看，当年的广州和现在的香港，都是因为全国开放范围的扩大和开放力度的增强，削弱了特殊的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优势，但本质上就是长期的特殊垄断，缺乏经济学所谓的鲶鱼效应，造成了经济内在活力的萎缩，尤其是竞争能力的萎缩。温室里待久了，一下子到了广阔天地里，不仅难以大有作为，反而经不得风雨雷电。

九七后，香港自身的一些问题，也加剧了“边缘化”的进程，阻碍了其与时俱进进行转型的能力培育。

一是香港的投机心理。在长期的高速发展泡沫之下，港人普遍有着“搵快钱”的心态，整个社会的投机心理严重，从炒股、炒楼到炒作所谓的科技电讯产业，莫不如此。而当楼市下滑时，港人居然游行要求政府救市，可谓是对“自由市场”的一大嘲讽。

二是香港对于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从政府到民间，总是将“起楼”作为拉动经济的不二法宝。

三是总是期望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

当然，内地改革中出现的同质化建设、无序竞争，也对其有相当影响。在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竞争中，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依然是“自由竞争”的时代：各地都在大型项目上跑马圈地，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争夺先机，另一方面也是争夺政绩。珠三角地区，还有哪个地方政府愿意继续为香港做“经济互补、前店后居”的配套，而不是自己下海呢？

回归17年来，与其说那是香港走向“边缘化”的历程，不如说那是走向正常化的历程。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所获得的那种特殊国情支撑，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悲剧，是“非正常”的。而改革开放的过程，则是中华民族复兴、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从一窗通气到千“窗”百孔，从一花独芳到百花齐放，这是中国的进步，当然也是香港的进步。香港不再独香，这是国家之福、民族之福，也是香港之福。

回归17年，紫荆花旗下的香港，也快到了成人礼的年龄。在更大的历史发展机遇面前，香港如何与时俱进、焕发新“香”，是考验港人的试金石。香港能给自己、给国家、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新“香”呢？

（雪珥 中国经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