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日本将成为G7峰会的轮值主席国，而首相安倍则试图以此为契机彰显日本的大国地位，并将亚洲的议题带入到G7峰会之中。通过安保法案之后，安倍在政治与外交上频频发力，进一步印证了，所谓的“安倍经济学”不过是“日本回来”的手段而已。作为极右翼的首相，安倍处理日本与亚洲邻国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权力博弈等问题上显得更加强势，尤其是最近日韩达成的慰安妇的共识，几乎是“安倍方案”的胜利。以如此强势的外交来树立日本的亚洲强国地位，安倍的确改变了战后日本外交的一些基本要素，无论对中国还是周边国家来说安倍的日本已经成为东亚安全格局的巨大变数。

安倍以“安倍经济学”提出了日本复兴的计划，上任之后的美国之行就提出了“日本回来了”的口号，3年多过去了，日本经济没有安倍所预想得那么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税收改革，首先引起的是国内财富的重新分配，出口商从货币贬值中获益良多，而普通民众并没有从安倍经济学中获得好处。当然，像日本这么一个已经成熟的发达经济体，要改变经济结构，殊为不易，也并非货币等短期政策所能改变的。安倍已经获得长期执政的政治资本，遗憾的是，他的兴趣似乎并不在经济上，而是让日本实现政治与安全上的崛起。安倍的日本要回到战后那段历史，而不是二战或者战前，也就是战后美国与日本媾合之后，日本所拥有的宽松的国际空间。

以史为鉴，在中日两国的语境中，可以说大相径庭。中国所说的“史”是二战以及战争的结果，需要借鉴的《波斯坦公告》以及战后秩序安排的根本前提，即日本作为战败国，已经失去了介入地区安全事务的资格。于日本而言，历史则从二战之后开始，和平主义路线让日本融入到了西方国家阵营，并获得了政治和经济的空间，作为G7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安倍正在盘活既有的政治资产，重塑日本的世界大国地位，也许，安倍所构想的日本的理想地位应该是二战前的那种状态，亚洲的头号强国，足可以与美国匹敌。

从安倍力推的安保法案就可以看出，这次安保法案的修订让日美关系更加均衡，日本从跟班变成了伙伴，而且是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已经超越了空间的限制。此种转型意味着日本将可能在地区大国与全球大国之间徘徊，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设想，日本可以不介入亚洲地区，而可以作为美国的全球性战略伙伴。现在看来，安倍已经放弃了这一方案，也改变了1957年日本发布的首部《外交蓝皮书》中所确定的原则：美日关系、经济外交以及与亚洲善邻友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美基轴成为日本外交的前提，以至于在1972年出现了尼克松的“越顶外交”，也成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最大的外部推动力。

安倍正在着手改变日本外交的前提以及目标序列。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改变日本国家的形态以及内部的权力机构，所谓的“正常国家”不过是恢复日本的军事能力，在没有与邻国，尤其是中国、韩国等国完成和解的情况下，日本国家内部权力架构的变化已经改变了东亚的安全框架。为了达成此目标，安倍在上台之后的3年时间里可以说耗尽心力，而且这一进程还未终结。最近安倍公开将修宪提上了日程，今年的参议院选举，安倍的目标极可能是获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安保法案已经腐蚀了和平宪法对日本的束缚，但是安倍还是要修改宪法，其中的含义在于，这部宪法并不是日本国民投票通过的，而是由美国的占领军所强加的。安倍是看中这次修宪所具有的“首次”特征，可以看出，安倍的民族主义情结有多么浓烈。

日美关系的性质再次发生微调，如前所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已经让日美关系更加平衡，当然，前提是美国认为可以掌控日本。然而，在奥巴马与安倍的几次外交回合中并没有看出奥巴马的优势，反而有些处于下风。奥巴马在2014年访日的时候，着实被安倍忽悠了一大把，出面做出承诺：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但是却没有得到所预想的在TPP谈判上的让步。2015年安倍访美的时候，美国则给予了超高礼遇，安倍还是在贸易谈判上打太极。

虽然现在日美关系看上去很牢固，但是安倍以及日本右翼，不仅对中国、韩国心存芥蒂，而且对战后的日本历史以及国家定位也是不满的。战后的历史观被认定是自我矮化，安倍修宪之举便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修宪不仅是为了改变日本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将安保法案的理念上升到宪法的层面，更是为了证明日本的自立，以及战败的屈辱，毕竟和平宪法是日本战败的产物。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伪装”之下，日本再次漂移。

安保法案通过之后，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如何介入与撬动东亚安全格局，还是需要寻找支点。除了南海问题之外，还有台湾问题以及韩国。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之后，日韩关系获得了进一步改善的动力，此前，朴槿惠政府已经对安倍做出了妥协，日本出钱“援助”慰安妇，而韩国承诺不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再提及此事，也就是达成了安倍的要求，“彻底且不可逆转地”解决慰安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朴槿惠政府的做法也有些令外界意外：日韩关系刚刚解冻，就在慰安妇这一难解问题上获得了突破。于韩国而言，慰安妇幸存者已经年近耄耋，来日无多，如果让她们在世的时候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迟到的尊严，无疑将是朴槿惠的一项民心政绩。

日韩慰安妇协议达成之后，安倍并没有公开道歉，而是否定慰安妇的强制性。在2006年出版的《构建美好国家》一书中，安倍就已经表达出这样的意思：并没有证明由国家主导的强制性的证据。十年之后，安倍的“夙愿”已经达成，更值得关注的是，安倍认为慰安妇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安保法案。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东亚地区安全格局已经形成了分层的态势，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而领土等问题则是一种现实的历史纷争，还有就是东亚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最难解的就是价值层面的分歧，慰安妇问题的解决意味着日韩之间的一大障碍已经移除，安倍之所以不断重复和强调“不可逆”，就是害怕韩国“反悔”，但就目前而言，韩国政府的妥协被国民，尤其是慰安妇认定是“投降外交”。如果这一议题在韩国经过政治动员和舆论动员，很可能迫使朴槿惠政府做出修正，毕竟，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在世的46位慰安妇的尊严，还有韩国政府的尊严，朴槿惠已经没有其父朴正熙所拥有的权威了。

自近代以来，日本以“脱亚入欧”的方式加入了国际体系，汲汲于大国地位，二战之后，日本与亚洲疏离了。即便日本经济崛起了，也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日本提议建立区域货币基金，结果遭到美国的严厉打压。安倍的日本这一次能融入亚洲吗？就目前而言，安倍是以对抗的方式“融入”亚洲，而且主要着力于安全与防务，背离了东亚发展的主要潮流，即经济发展。

中日两国再次处于同样的变革节奏之中，关注“周边”或者地区，也就是要解决自身与亚洲的问题。也有学者认为，中日两国都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与亚洲之间的关系，或者没有完备的亚洲合作的方案。然而，不解决好“亚洲”的问题，中日两国都难以成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大国，也就是说，不能成为地区大国，就不可能成为全球大国。

（孙兴杰 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