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1916年，放在中国大历史的视角下来看，我认为有双重含义：

一方面，我们所熟知的近现代史叙事，基本上以辛亥革命、民国肇始（1911~1912年）为分界点，自此中国由传统社会演进为现代社会，由君主帝制转变为共和民国，之后再逆转到“党国”。1916年，只是这一重大转折在时间上的自然延续。

另一方面，与武昌首义、一呼天下应的“革命建国”功业不尽相同，以1916年为中点的“民初十年”，可称为“制宪建国”的十年。这十年间，民国建立起来了，北京的中央政府合法地位得到国际承认，正常的国家建设步骤陆续展开，尤着力于实施宪政的尝试。

百年之后再回首，我们会发现，今天不少人热衷的所谓“民国范”，实际上多出现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国”，虽然这股热潮难免有过于夸大和理想化之嫌。更重要的是，即使那十年有种种未尽如人意处，但与接下来不堪回首的乱局相比，仍可谓是“白银时代”。

为何问题多多的民初十年，却堪称“白银时代”呢？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和探讨。

导致民初十年“制宪建国”进程遭遇重大挫折的，无疑就是1913年3月20日突发的宋教仁遇刺案。

宋案的曲折案情无须赘述，到底谁是幕后元凶，至今都说不清楚。一位重量级政治家的遇害，对刚刚起步的民国，固然是很大的损失，但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这类不幸事件，它本身不是最致命的。如何看待和处置这起遇刺案，是依照司法程序解决，还是借此重启革命？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总而言之，1913年是民国真正意义上的开局之年，整个中国政治和社会基本上开始按部就班发展——革命党转向议会党，不再搞暗杀暴动等激烈行动；各派参与的政党政治起步；袁世凯如愿当其大总统，志得意满，名利双收；有望取代《临时约法》的《天坛宪法草案》，也在紧锣密鼓地着手制定中。

1912年3月3日《伦敦新闻画报》刊载的彩色石印画“袁世凯剪下他的辫子”。一周之后，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图片选自秦风老照片馆编《近代中国的反光镜》

革命党人对宋案的激烈反应，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本来可以用行政和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和冲突，变成要用“枪杆子”来解决，谁有枪谁就有理。

现在看来，当时若能在国家法统与统治权力大致和平移交的基础上，按“制宪建国”的正常轨道发展，“宪法进场，革命退场”，把《临时约法》升级为正式《宪法》，真正确立宪法权威，结果会更好。

我们研究百年前中国真实的“建国史”，首先要把这一层关系说清楚：“革命建国”与“制宪建国”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既充满张力又彼此合作。

“革命建国史”，是长期以来通行的官方（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执政）主流话语体系，它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解释，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我认为，它只表达了一个层面的事实及其意义，只强调单一的逻辑，并不能涵盖全部，它遮蔽了另一个同样

重要的层面，即“制宪建国史”。

国共两党无疑是“革命建国史”舞台上的主角，它们都强调革命党人用暴力手段改变旧制度，建立一个新中国。但“制宪建国史”是通过法治建设一个立宪国家，它既吸收了革命的成果，又抑制了革命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暴力倾向，或否定一切的过火做法，因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不可能永远处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之中。我想这是一种更全面的“复调逻辑”。

革命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还是要建设。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说，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民生建设等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司法建设，这是各项建设的基础。“革命建国”有意无意地把这一块不可或缺的内容给遮蔽、淹没甚至回避了，产生了很大的误区。我们要校正这个常见于教科书的片面认识的局限性。

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一看法，批评我“否定革命”。其实我不是否定革命，不是说清末以来的革命没有任何正当性和道义性，但我相信仅仅有革命是不够的。“革命建国史”未能把当年真实客观的中国社会变化完整地展示出来，忽视了很多更有意思的内容。

我还想重点指出，辛亥革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它是一次相对和平的转型，“制宪建国”的思想和实践，在其中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从法律上说，辛亥革命、民国肇始的最主要标志，是1912年春天相继颁布的两份宪法性文件，即《清帝逊位诏书》（2月12日）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3月11日）。

我们研究百年前中国真实的“建国史”，首先要把这一层关系说清楚：“革命建国”与“制宪建国”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既充满张力又彼此合作。

我们注意到，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国家，都面临“革命与制宪”的双重主题。在西方，英、美两国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比较好。这两个国家历史上都发生过革命，英国是“光荣革命”（1688~1689年），美国是独立战争（1775~1783年），同时它们也都建设性地实现制宪了。在欧洲大陆国家中，有代表性的法、俄两国对此处理得就不够好，革命与制宪发生了严重对立，最后导致政治和社会动荡。

回头再看中国，在民国初年其实开局不错，制宪显露端倪，甚至可以说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尽管武昌首义引发了局部的战火和冲突，相对于整个中国这么巨大的体量，从帝制到民国的转型代价不算太高了。过去我们提到辛亥革命的意义，大家都比较认同，但往往过于强调革命本身的作用，而严格来说，“辛亥革命”并不能完全概括这一“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全部，反倒是“民国肇始”更全面。因为正是后者合法承继了传统王朝最有价值的遗产，包括疆域、主权、人民，中国因此没有发生崩盘，大体上维持了连续性。

试想想，如果只是按照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极力宣扬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反满种族革命主张，中国的主体面貌，就不可能是今天的模样了，大概只会留下通常说的“内地十八省”，只会成为一个单纯的汉民族国家。

现在看来，当时若能在国家法统与统治权力大致和平移交的基础上，按“制宪建国”的正常轨道发展，“宪法进场，革命退场”，把《临时约法》升级为正式《宪法》，真正确立宪法权威，结果会更好。具体来说，制宪过程有利于稳固中央政府权力，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和完善财政税收体系，合理调整军队与国家的关系，进而放手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国力上升。这样就能在当时相对宽松的国际大环境下寻找较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渡过民国立国初期的难关。

1916年前后，因一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中国又参战并终于成为战胜国之一，能挺过那几年，时局会变得对我们更有利。在内政稳健的前提下，即使外界有些风风雨雨，也会扛得住，前景是不错的。平心而论，在百年前这场国家体制“破与立”的大转变之中，“破”得分不错，“立”的过程虽缓慢曲折，但仍有所进展。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我才将民初十年定义为“白银时代”——当然，我并不觉得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过什么真正的“黄金时代”。

可惜的是，此后中国社会一步步陷入分裂混乱，引发了“国民革命”（国民党说法，共产党称为“大革命”），付出更多流血和内耗的代价。既然内政不佳，遇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那只能是内忧外患、千疮百孔了。这笔“制宪建国”中途夭折的欠账，百年之后仍未能还清。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民初十年或曰“北洋十年”的“制宪建国”尝试，到底做了些什么，哪些没做到、没做好？这段特殊的时期，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大转型中，起过什么作用？又有哪些教训？

但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发生及涉事各方对此的若干不当处置，迫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制宪建国”的尝试中途夭折。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集团，指责袁世凯为宋案幕后真凶，因而发动“二次革命”，但旋即失败。于是孙重整旗鼓，成立中华革命党，强调树立个人权威，为此不惜与持异议的黄兴之类党内大佬分道扬镳。以前，同盟会、光复会等革命党人的“革命对象”，是千夫所指的满清政府；现在，中华革命党公开对抗的，是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其“革命”性质与辛亥革命可谓不同。

更何况，本来已转向议会党的国民党，被改造成领袖个人独裁、带有极权色彩的政治组织，其对手则是自己曾经积极参与建设的民国新政权。限于自身实力，孙中山不得不寻求外国支持，先是期望与日本合作，短暂地得到过日方一些经济和军事支持，最终从组织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几乎全方位依靠俄国，为此后走向“党国”定下基调。

由此可见，革命党人对宋案的激烈反应，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本来可以用行政和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和冲突，变成要用“枪杆子”来解决，谁有枪谁就有理，国内政治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路径依赖。此后，各地拥兵自重的军阀层出不穷，军阀的混战，使得中国社会从得来不易的和平状态，再一次走向非和平状态。

我个人认为，即使袁世凯确实是指使刺杀宋教仁的元凶，孙中山及其领导的激进国民党人，仍然要为借宋案做号召掀起风浪，最终彻底改变民国初年的国家正常建设进程，负上一定的责任。

我们不妨再来分析一下，袁世凯在宋案发生后心态的微妙变化。

袁世凯也说不上是一位好的政治家，面对围绕宋案的抗议声浪及反对派行动，他采取怀疑并强力打压的做法，又否决了对总统权力有一定限制的《天坛宪法草案》，另外授意搞出一套“袁式宪法”，这成为其1916年复辟帝制的主要诱因。

具体来说，因宋案而掀起的新一轮不同性质的革命风潮爆发，地方军阀自立苗头的暴露，显然动摇了袁世凯曾经有过的对民国和平建设的认识。本来，从辛亥革命时的南北和谈，到政党政治下的国会竞选，只要“制宪建国”这条路走得通，能给他及其北洋集团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荣誉，他是乐意认同的。

但他发现眼前的动荡现实，还不如过去的旧秩序，对民国的“共和”前景，自然信心渐失。他骨子里仍是个专制时代过来的老派人物和政治强人，弄不懂那些新名词、新理论，非常时期要牢牢掌握政权，只能运用他固有的政治经验，采取他熟悉的旧方式。有人说他搞复辟，是被一心盼望将来“继位”的大儿子袁克定骗了，这只是经不起推敲的表面说法。

总之，经过这一番折腾，袁世凯恐怕已认定，最有效的国家治理方式，只有回到帝制。自己与其做什么终身总统，还不如直接登基称帝呢。

  我认为，这可能才是他在那个历史关口的真实心态。

未完待续

作者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有《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寻找现代中国：穿越法政与历史的对谈》等多种专著面世，即将出版新作《中国制宪史1840—1949》。本文由本报记者谭洪安根据访谈记录整理，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