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用数据和图表根本读不懂中国的金融。自古以来，无论是研究中国经济还是金融，都必须把非市场因素计算在内，甚至还要把所研究的对象与当时的权贵、军阀的私人关系计算在内。数据和图表总是枯燥的，而人物关系所带来的种种传奇显然更加引人入胜。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玩火者和珅、胡雪岩的故事几度重演？内忧外患的大时代，孔祥熙、宋子文主导货币战争，功罪谁与评说？筚路蓝缕、锱铢累积，几世辉煌，什么是上海滩金融豪门商道密码？贩夫走卒，饮食男女，江湖变迁中暗藏金融之手？

有人星夜赶考，有人辞官还乡，金融的故事周而复始，给你讲个笑话——“这次不一样”。听过很多道理，依然在金融的羁绊中雾里看花，因为你从不知故事的真相。

中国金融博物馆致力于普及现代金融观念，数年来详细梳理中国金融史，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精选15个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故事。读懂了这些故事，你就读懂了中国金融。

著   者：许  敬                  

出   版：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鹭江出版社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许敬，字克念，中国基金博物馆研究员，凤凰周刊特约撰稿人，长期专注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民国史的研究，是当前公共知识分子中影响较大的民间民国史专家。自担任中国基金博物馆研究员以来，并将研究成果通过“金融故事会”公益讲座向大众普及，本书即为其数年工作的结晶。

传说与真相：金融巨头的故事

旧时代的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姓名，因为这是父母所赐，不可更改，按照当时的礼法，只有入赘作招女婿，姓名才可以（也必须要）全部换掉。

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比如民国时期的抗日名将薛岳，本名叫“薛仰岳”，但年轻做士兵的时候，长官将他姓名当中那个“仰”字漏写，于是他将错就错，从此以“薛岳”传世。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曾任清末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的周馥也是如此。周氏是安徽东至人，少年时代正逢洪杨之乱，家乡被太平军逼近，在外出逃难之前，家里人怕他从此不再回故乡，因此将他名字改为“復”，期待他早日还乡的意思。后来他进了李鸿章的幕府做文书，李氏在写给他的文书中将他的名字笔误为“馥”，从此他就索性改名为“周馥”了。

这其中的原因没人研究过。我曾猜想，中国古代的权威顺位分别为“天地君亲师”，天地是虚悬一格，就现实层面而言，“君”要比“亲”更重要。清末王纲失坠，豪强纷起，居于上位的长官便是他们的小君主，其威权效力还是要高于父母的尊严。因此长官为自己改名（哪怕只是笔误），都是可以和必须接受的。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胡思乱想，但却引发了一些思索。事实上，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一层层官员的选拔，并非必须通过皇帝的遴选或者中央政府的考试，而是由权贵从自己属下的幕僚、偏将中推举上报，只需取得中央名义上的批准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长官的确比皇帝更重要。就这样，从曾国藩开始，一个个势力集团在某些代表性人物身边逐渐形成，从军事延伸到行政，从行政延伸到财政，最后或干预政治，或割据地方，无论其利其害，是福是祸，从洋务运动发轫，乃和民国相始终。

由于中国从来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无论是研究经济还是金融，都必须把政治因素计算在内。甚至也必须把我们所研究的财经专家、金融家与当时权贵、军阀的私人关系计算在内。不过这倒是有利于我们讲金融的故事，人物关系带出的种种传奇总要比枯燥的数据和图表来得更加引人入胜。

周学熙：现代中国金融业的奠基人

京师自来水公司这要从袁世凯升官讲起。袁氏是中国这一百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因为他复辟帝制而背叛共和，以致成了历史上一位反面人物。但在称帝这个荒唐举动之前，他一直是个精明强悍并踏实办事的优秀人才，尤其是对于清末新政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

此次行动的参与者就有袁世凯，当时他是山东巡抚。第二年李鸿章去世后，他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开始训练新式军队，这就是北洋军的发端。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判断慈禧对袁氏的真实想法，事实是，1907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进了中枢地位当然更高，但手上的实权却失去了。

不过至少表面上，慈禧还是和袁世凯非常亲密，经常召他进颐和园商量国家大事。有一天，两人正在对答，一个小太监进来和站在墙角的李莲英悄悄地说了几句话。

慈禧此人多疑，便好奇地问他们说什么，李莲英连忙上奏，说紫禁城中的绸布库房着火了，幸好已经扑灭，没造成重大损失。于是慈禧随口问了一句：“袁世凯，你有没有防火的办法？”

袁世凯本来就头脑机敏且勇于任事，当场他就提了个方案，就是在京师开办自来水公司，并派他最信任的理财专家周学熙主理此事。当时，北京人生活用水的获取状况很不理想。

皇宫和达官贵人都从玉泉山取水，普通百姓要么打井，要么买井水。北京的地下水含碱量很高，喝井水的普通人家的容器中都结满了白垢，很不利于健康。因此即使从民生角度来看，开办自来水公司也是必需的举措。

之前农工商部早就在筹划此事，就是因为经费严重不足才一直拖延。袁世凯已经不再是地方大员，当然也拿不出钱来开办。周学熙毕竟有着丰富的财经和金融经验，他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那就是发行股票。京师自来水公司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自来水公司，而这张股票也是北京第一张股票。

北京当然不是水源丰富的地方，因此这项工程共铺设管道一百八十五公里，用了四百二十处水龙头，并且在东直门修建了五十二米（相当于二十层楼）高的水塔。

这要很多钱，经测算，总额需要白银三百万两之多，而这些钱，必须完全从发行股票中获得。这使得周学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当时一般普通百姓的投资概念是有了钱就买房置地，很少有人会花重金买一张前途莫测的纸片。于是，周学熙只能动用他在天津开设的官银号作担保。天津官银号是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命周学熙创办的，实质上就是官办的天津银行，由这家银号担保，老百姓就放心了，股票的购买开始踊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京师自来水厂的股票还具有债券的性质，因为天津官银号担保每年八厘的利息，自来水厂赚了钱还要享受分红。但是官银号本身也没有吃亏，因为它成了这张股票的经销商。股票通过银号不仅在北京、天津两地发售，还推向了全国的各大商埠，最远的行销地是汉口。

即使通过发行股票筹到了开办费用，周学熙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正常工程的艰难且不去说它，管线虽然深埋在地下，但开掘地面的时候还是会引起当地村民的不满，尤其是路过坟墓的时候，老百姓会认为破了风水而和施工队大起纠纷。

而且施工期间正逢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同时去世，国葬期间还不许施工。此后的麻烦就更大了。溥仪上台以后，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周学熙在朝中的后台倒了。经过不到两年的建设好不容易自来水厂终于产水、通水、出水，但接下来的事是老百姓又充满了不信任，不愿意买水。

皇宫里的满洲亲贵是不屑于用自来水的，老百姓也不用，因为他们认为水龙头里出水看着很古怪，不吉利。周学熙只能亲自上阵，写了很多科普文章宣传说服，就这样，自来水才在北京慢慢推广开来，逐渐成为民生之必备。

1947年，也就是自来水公司创办四十周年之际，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应市民要求，表彰了创办人周学熙。周氏当时已经八十三岁了，听到消息非常感动和激动，还特意写了两首诗感谢这次表彰。事情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有人说，他是带着满意和安慰的心情离开人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