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四起袭击事件的性质并不一样，很难归入到难民政策的问题上来。德国总统高克在一次演讲中也说，“我们很难区分四次袭击的性质：这些犯罪到底是打着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的旗帜，还是被狂热、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所驱使？我们人类本能地想要让一切事物‘有意义化’，寻找这些事件的动机。”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构建起来的，只有人的解读和理解，才能赋予事件以意义，进一步让这些事件变得有逻辑。这种分析和讨论在大众媒体时代，莫此为甚，难民问题、恐怖袭击变成了解读这些单独事件的“意义背景”，事实与真相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化了。

这一连串的袭击案件，尤其涉及到入境难民的案件，触碰到了很多人心中的恐惧，法国、比利时已经烽烟四起，英国脱欧了， 德国还能坚持多久呢？如果德国不是一个例外，那默克尔的开放政策似乎就必须有个时间限制，而不是她所说的，这些案件只是要破坏德国的“团体意识、开放性和帮助人的意愿”。如果这些案件，尤其是新进入德国的难民的极端行为只是一连串麻烦开始的话，默克尔的开放政策必然要受到批评和检讨。

不可否认，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使德国处于世界人道主义的高点，不仅让很多大国感到汗颜，也帮助德国从二战战败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德国，已经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国家，在默克尔执政的十多年间，德国已经崛起为欧洲的“超级大国”。从欧债危机到难民危机，再到英国的脱欧危机，德国无疑是欧盟和欧洲的柱石，但是，德国还没有做好应对外部地缘政治挑战的准备， 从乌克兰到叙利亚，再到中东的乱局，德国是被动参与，还没有准备好要主动去塑造欧盟的周边环境。

回过头来看看，欧盟在最近几年中出现了双重的挑战：一是因21世纪初东扩而出现了离心力增强的问题，中东欧和西欧，新老欧洲的政策有很大的差别；二是欧盟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外部挑战，而且是多元的。冷战以及冷战初期的安全环境已经不复存在，曾经美欧共同抵御苏联的威胁，冷战结束之后，美欧关系也不那么舒畅了。与此同时，德国在欧盟内部一枝独秀，尤其是在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德国已是欧盟的单引擎。

虽然经历了很多的口水之争，默克尔克服了希腊退欧的危机，引导欧盟去迎接和消化难民危机。这一次难民危机，可能是默克尔很难跨过去的坎儿，因为这不是欧盟内部的事情，而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动荡的结果。无论默克尔还是欧盟的思维都还没有发生转变，还停留在“欧洲方式”的思路中，以开放边境的“初心”来应对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恐怕有些简单，甚至是幼稚。

默克尔坚信，“我们可以搞定”，公布的“九点计划”，不过是在补窟窿，是系统的小升级，而没有革新欧盟的自我防卫的系统。比如预警机制、增加安保人员、共同分享信息、加强枪支管制等等，是常规思路的加强版，可能适用于德国，未必适用于欧洲其他国家。

对于频频遭遇恐怖袭击的法国来说，这是一场战争，而不是国内安全的问题。从经济发展来说，欧洲各国需要引进劳动力，难民无疑是巨大的劳动力后备军，但是，人不仅是劳动力，还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德国或者欧盟并没有能力真正“同化”移民，多元文化主义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欧洲自我认同的衰落。

什么是欧洲？欧洲是基督教的世界。从历史上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过较量，也有过融合，当年查理·马特在普瓦蒂埃击败了伊斯兰军队，基督教欧洲得以保存。而现在这种地理的边界已经不复存在，布鲁塞尔、巴黎、伦敦都是多元主义的，身份的焦虑和身份的争夺，恐怖袭击和刑事案之间的界线并不清晰了。

对欧洲来说，反恐就是内战，或者说自我排毒，对于多元、开放的社会来说，自我防卫的能力大大降低，尤其是政府权力的扩张，将普通人自我防御的权利和能力上缴，这可能是欧洲面临的大问题。

默克尔解决难民问题的一大设想就是让土耳其成为阻挡和置换难民的“蓄水池“，然而，土耳其政变之后，数万人被投入监狱，默克尔对土耳其的人权和法治感到担忧，被置换的难民会不会受到不公平对待？

土耳其的转向以及不可预料的未来前景，让默克尔的开放边界的政策似乎缺少了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即便土耳其没有发生变化，默克尔能不能说服欧盟国家继续开放边界，也是个问题。

从大历史来看，这是欧洲抉择的时刻，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边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到欧洲的心脏地带，而且几乎对欧洲实现了全覆盖。欧洲已经成为文明融合的试验田，至于走向“世界大同”，还是下一个“黑暗时代”，恐怕默克尔并没有设想过这样的结果，但她的政策却可以改变很多。

（孙兴杰 中国经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