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德、南海与东亚秩序的“加速度”
7月的第二个星期,东亚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从朝鲜半岛到南海一线,成为中国与美国博弈的舞台,萨德入韩、南海仲裁决议,脚前脚后,不过是四天的时间。客观来说,这是美国自2009年推行亚太再平衡以来,集中摘取到的果实,至少在表面上,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
东亚的局势也因此出现了很大的反转,是不是回归到传统大国政治的轨道,甚至跌入冷战之中,回顾一下东亚最近四十年的历史,可能就不会那么悲观,东亚秩序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只是大国博弈的紧迫性让我们只能求助于久远的历史规律,这何尝不是对历史的滥用呢?
无论萨德入韩还是南海仲裁案都让中国感受和体会到了大国政治的现实一面,背后的中美战略博弈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韩国、菲律宾裹挟而下。中美外交与周边外交、大国政治与小国的心思夹杂在一起,让人只能感受到东亚在这一星期中陷入了混乱之中,各种观点满天飞,甚至是叫战之声不断。
如果坐下来思考一下,萨德和南海仲裁案是不是改变了东亚的主题,东亚地区是不是会从和平与发展转向冲突与战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不能说东亚秩序处于崩解或者陷入了新的冷战之中。
从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东亚地区进入长期的和平与发展之中,东亚不仅成为世界三大经济增长中心之一,而且成为撬动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变量。如果没有这一点,美国为什么要回归亚太,为什么奥巴马愿意做一个太平洋总统呢?根本在于美国要从东亚的发展中分享红利,要成为东亚经济发动机的一部分,进而掌握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
这是东亚秩序在最近三四十年来的大局,也是东亚地区能够获得世界关注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东亚地区陷入战乱之中,恐怕奥巴马的再平衡就是从东亚撤出去了。
上个世纪70年代,尤其是在70年代末,东亚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建交、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虽然冷战没有结束,但是,主导东亚地区的是经济发展。现在讲述东亚那段历史,不可回避的是,东亚模式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从日本到四小龙再到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也就是说,冷战在东亚地区其实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结束了,至少地缘经济的发展压倒了地缘政治的博弈。
在冷战期间,东亚地区存在的阵营对立基本消解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对冷战思维的超越,摒弃了意识形态以及两大阵营对垒的思维,中国选择了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可以说,中国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化的先声,更是确立了东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地缘政治退隐,经济发展成为主旋律,这一基本的模式没有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终结而改变。美国对华采取了接触加遏制的政策,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得以彰显,中国与东盟率先开始自贸区谈判,以及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可以说地缘经济已经占据主导。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东亚经济高歌猛进的十年,而美国忙于反恐,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也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高点,中日韩的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成,都具有标志性意义。2010年中国成为东亚地区第一大经济体,这应该是东亚地区地缘经济逻辑的最高点。
2009年美国开始回归亚太,2010年希拉里在越南宣布在南海有利益,而且最近几年一直是强调南海的航行自由,并且以美国版的“自由航行”频频进入南海地区,甚至进入中国在建岛礁12海里范围之内。
回过头来看,2010年似乎是东亚地区的一个节点,地缘政治的思维在回潮,无论中美关系,还是东亚地区,竞争思维在上升,地缘政治主导了地缘经济,非常典型的就是TPP的谈判,持续数年,连美国防长都为之心忧,谈判结束之后,奥巴马也是长舒一口气,终于谈成了。为什么美国会如此紧张,如此看中TPP,关键还是东亚的格局已经今非昔比,并不是美国来定义东亚的时代主题,而是应该考虑到中国。
就经济发展来说,东亚也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尤其是中国作为“东亚模式”的模范生,已经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以贸易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愈演愈烈的过剩产能说明中国正在终结东亚模式,如果中国不能成功转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重复中国的奇迹,一个10亿级规模的人口大国的生产能力足以让世界市场处于饱和之中。
中国的转型必然会嵌入到整个东亚秩序之中,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经外溢出来,姑且不论未来结果如何,至少证明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地区乃至全球秩序的重构之中。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美在东亚采取了不同的方略,经济与安全二元结构的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维投射到中国的外交活动之中,经济发展当然重要,但是在安全与经济之间,经济利益是可以被牺牲的,至少短期内是可以被搁置的。
因此,从韩国到菲律宾,这些国家都在关键时刻抱住了美国的大腿,萨德入韩与南海仲裁案都是这种思维和现实的折射。很明显,安全合作是中国的短板,近代150多年来,中国失去了东亚大国的地位。而这一地区也变成了高度开放的地区,要么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要么和西方国家一起来欺负本地区的国家,典型如日本。
四十多年来的和平与发展,让东亚国家有了更多的信心,也有了文化心理的自觉性,如果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马哈蒂尔、李光耀这些领导人倡导的亚洲价值观还缺少物质基础的话,那么现在确实到了抉择的时候了。这种文化的复苏,更多的是基于东亚历史传统、现实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前景,东亚国家要不要卷入到一场中美之间的大博弈,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还是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和回旋空间。
无论朝鲜半岛还是南海都与中国国家身份以及外交政策的转型联系在一起。在既有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框架之下,半岛无核化与南海秩序都处于无解状态。未来可能的方向,一是发掘东亚秩序的历史性基础,如韩裔美国学者康灿雄所发现的,在19世纪之前的五百年中,东亚地区发生战争的频率非常小,长期和平是东亚秩序的一大特征。
二是全球治理的思维来淡化绝对主权的思维,以强势的主权思维无法重塑南海的秩序,时至今日,南海的划界问题并没有解决,也很难解决。南海仲裁案于各方来说,并不是争端的结束,而是采取创造性思维解决争端的开始。
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思维还是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现代国际关系的思维,东亚在近代一百多年来,逐渐接受和适应了这套规则,然而,这套规则并不能完全适合东亚的历史与未来。真正的多极化,并不仅仅是权力的扩散,更是观念与思维的多元化。目下的情景,给了中国和东亚邻国以反思的机会,也是东亚在知识上贡献于世界的机会。
作者系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