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1870年）6月21日，天津英国驻华领事馆的一位助理向远在大西洋的伦敦拍出一份紧急信函。这份书信于6月27日到达上海，一周后送至香港，并立即寄往通向远东的海底电报的终点处戴高乐角。7月23日，电报由戴高乐角拍出，两天后，此急电终于抵达伦敦。内容就一句话：“法国领事馆、仁慈堂、法国的大会堂全在焚烧中。法国领事和所有修女以及另外几名法国人全被害死！”

刹那间，整个欧洲沸腾了。而就在此刻，普法战争已爆发一周。欧陆有战事，法国将怎样处理中法教案？清廷又当如何应对？

恭王心腹

此时坐镇津门的官员名叫崇厚。此君系满族镶黄旗，本姓完颜，是如假包换的金代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可谓出身名门，累世显贵不绝，曾涌现出五代进士的佳话。崇氏拥有举人头衔，这对于一个满人，已属不易。他真正发迹，还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说起。1858年，崇氏协助僧格林沁，襄理天津海防，开始频繁与西方各色人士接触。两载后，咸丰北逃，留下恭王处理和局，恭王毫不犹豫举荐才识练达、办事细密且谙熟洋务的崇厚作为左膀右臂。要知道，就在一年前，咸丰还对崇氏之能力不以为然，“崇厚人非出色，不解汝喜用其何才？”不过士别三日，崇氏已堪当重任，和谈期间其不辞劳苦，“于夷情猖獗之时，屡次出入夷营，备历危险，得以次第换约”。这等表现自然深获恭王赏识，不久朝廷颁旨，“候补三四品京堂崇厚，著加恩赏给侍郎衔”，由副局级干部一跃进入部长俱乐部，可谓殊遇。

崇厚能于仕途这般顺遂，与恭王之提携密不可分，故他自此舍命追随靠山，唯其马首是瞻。恭王上台之后，请求朝廷设立数位通商大臣，处理沿海洋务。崇厚经恭王保荐，继续留在天津，出任三口通商大臣，一待便是十年。作为恭王嫡系，崇氏上任后成为贯彻洋务改革战略之急先锋。他先是制定《天津通商章程》，建立对外机构，捋顺对外关系；紧接着又领命与普鲁士公使在津门修订条约；之后崇氏更是大量购置西方船炮军火、编练了一支当时规模最大的由洋人指挥的五千人军队。当然最牛的举动，还要算崇氏耗时近五载终在1870年建成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日后李鸿章的北洋军事力量能独步清末，于崇厚打下的基础关联甚大。可以说，在各地疆吏中，崇厚绝对是对中央新政跟得最紧的。一言以蔽之，洋务改革看津门，改革标兵数崇厚。

然而，虽常年处理洋务，崇氏仍有自己的致命短板。《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作者美国人马士曾指出：“崇厚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有和蔼可亲的品德，但却不是一个外交家。”此评价大体不差，崇厚处理外交问题尤其是争议纠纷的态度与恭王亦步亦趋，即典型的鸽派手法，忍让、妥协、冷处理、拖字诀，这是其惯用手法。故崇厚一向对外示弱的表现早已令津门百姓不满。

1870年初夏的天津教案将社会的不满推至顶峰。当年5月，天津连续发生几起迷拐幼童事件。6月初，居民又在河东义地坟场发现多处幼童尸体，“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按照谣言产生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既然天津每家每户都有小孩，加之天主教堂对外相对封闭，切身的利益与信息不对称相叠加，于是传闻四起。最典型的版本便是天主教挖眼剖心，炼制丹药。好在当地官员应对还算迅速，21日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及知县刘杰押带嫌犯数人前往教堂查验，一切尚算顺利，双方达成协议，即将结案。然而到了正午，一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与围观者发生冲突，众人围聚教堂。崇厚派人弹压无果。而此际法领事丰大业又大闹通商大臣衙门，并向崇厚连射两枪，险些结果了这位副部级干部的性命。崇氏如惊弓之鸟，赶紧暂时退避。而丰大业仍不罢休，先是于官署内怒砸一气，后一边怒吼“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一边冲向天津官民，并再度开枪伤人。性情本就豪爽刚猛的天津百姓见此情形，再也按捺不住，“众眥皆裂，万口齐腾，谓领事无状若斯，曷共殛之！潮涌坌集，白梃如雨，丰大业登时倒毙”。气势汹汹之百姓乘势攻入领事馆、教堂等处，殴毙法、俄、英、意大利、比利时等随员、修女及居民二十人。各国使节闻讯无不大惊失色，法、俄、美等七国联衔照会总理衙门，要求速速彻查此案。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对群体极端行为有过一则论断：“随着外界刺激因素的变化，群体的兴奋方式和兴奋程度不断发生着变化，它们会服从种种原始的冲动，诸如豪爽的、残忍的、勇猛的或是懦弱的。所有的这些冲动总是趋于一个极端，表现得极为强烈”，而这种极端，促使“群体很容易做出即使连刽子手也会心有不忍的残忍行为”。天津教案中，百姓们之极端举动，不啻是许久淤积的愤怒情绪，突然得以释放而演变成的一场血腥狂欢！面对这群失控的“乌合之众”，崇厚也已乱了脚步、没了方寸，被恐惧与胆怯重重包裹的他，此刻唯一想做的，便是如何逃离这是非之地。

风中之烛

若想金蝉脱壳，就必须找人分担责任。崇厚脑海中立即闪过了一个人的名字：曾国藩。

次日，崇氏便给总理衙门写了一份报告，交代事变原委经过，同时说明自己的尴尬之处，虽身为钦差处理外交，但军权在直隶总督手中，行政权在道台、知府、知县那里，因此“负责管理通商事务，并无维持治安之责”，必须请直隶一把手曾国藩来主持大局。恭王心领神会，23日便命“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案件”。于是崇厚身上的担子轻了一半。紧接着，崇氏又上折请求朝廷治罪。然这篇折子的内容却着实巧妙，对于己之罪状，崇厚仅用“有负天恩”四字带过，而其余几位当地官员，下笔不可谓不狠，“天津道周家勋有表率之责，能先事豫防；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于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以致民情浮动，聚众滋事，均属咎无可辞”。按责任之轻重，“相应请旨将奴才治罪，天津府、道、县分别严议革职”。说白了，自己应当挨个行政处分，周、张、刘三人则必须丢掉饭碗。对于崇厚的请求，恭王诸人再度顺水推舟，“著曾国藩会同崇厚，彻底根究，秉公办理。毋稍偏徇。寻吏部议、崇厚应降一级留任”。所谓惩罚，不过轻降一级而已。所谓留任，实为重用，只要案件处理得不太糟糕，崇厚便可安全着陆。

崇厚挖了个大坑，自然是要埋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近况堪称极其不佳。就在当月，沉疴新疾一并而至，曾氏脾胃亏弱，一目失明，且伴有眩晕之症，进出皆需人扶持，否则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故收到朝廷谕旨，曾踌躇不决，毕竟“目下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即使如此，曾还是体现出名臣之担当，他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指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表明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与其“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不敢有所诿耳”。另外赴津之前，曾还纷纷致函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希望他们这些平日与洋人交涉甚多的疆吏给自己出出主意，“凡鄙人思患所不到，为卓见所筹及者，尚求见示一二，匡我不逮”。

不及曾国藩筹备停当，28日朝廷又下一折，命崇厚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这意味着会办升格为总办，教案之重任完全压在曾一人肩上。曾听闻此事，第一反应是“焦虑无已”，此去“恐有不测”。于是他将手头暂置一旁，用两天时间给曾纪泽、纪鸿二子写了一份遗书。此信开篇一段文字，便透出来一股老臣赴难的浓浓无奈和悲凉：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之后曾将身后之事详做交待，并嘱咐兄弟二人“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显然，在曾国藩心中，由保定赴天津，路途上虽为一路向东，而仕途上则是一路向西，这根风中之烛，随时都有可能在津门熄灭。

（王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