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企业4.0  信仰的力量#

题解：面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重重挑战，只有内生动力才能抵御外部环境变化。我们不仅要培养企业内在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坚定信仰的力量。这里的信仰并非局限于意识形态，而是深入内核，给企业以成长动力的精神力量和行为方向。价值观是引导行为的动力机制，告诉我们如何做选择，而信仰则内化为行为准则，告诉我们价值之所在。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在现实中无法立足。作为市场主体，面对未来更深刻的数字化变革和复杂的外部环境，企业该如何继续成就自我？该秉持怎样的信仰，向上生长？

自2017年，《商学院》杂志开启“寻找中国最具价值企业”活动和商业领袖高峰论坛以来，连续三年，我们和多家商学院院长、教授一起探讨价值型企业的内涵。在“价值企业4.0”开启之际，我们再次连线商学院教授，探讨企业如何坚定信仰的力量，致力成长，应对挑战，进而成为价值型企业。

文：Christoph Loch

ID：BMR2004

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贫富差距加大，随着公平和包容的呼声越来越大，企业该如何权衡利益与社会责任？《商学院》记者采访了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院长Christoph Loch 教授，聆听来自大洋彼岸的不同视角。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制度根源

当下，反全球化浪潮的出现，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本身存在差异有关。例如，美国、北欧国家、阿拉伯半岛国家、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体系差异巨大，而且并没有明显地往趋同或者相似方向发展。

相对而言，真正实现全球化的是金融和贸易。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尤其是那些已经开始迎头赶上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对全球化的抵制主要来源于部分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源于这些国家和区域的政治制度以及地方精英未能充分包容，难以让国民相信，全球化的好处可以被充分共享。

发达国家的工人阶层或者不太富裕群体的痛苦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包括丹麦在内的一些国家在帮助流离失所者的政策上取得了成功，尽管这需要大量的投资。

近来发生在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的根源不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是一场在世界舞台上，对于争夺经济和政治主导权的斗争。

例如，在 5G 技术方面，经常出现相关评论和观点的摇摆不定，以及越来越多公开承认西方国家不应该给中国企业开放市场机会的论调。如果贸易的紧张态势不断升级，最终阻碍全球合作，并伤害到全球更多人的利益，那将是非常不幸的。

社会要为企业的价值创造确立标准

当我们说到包容文化时，这意味着愿意接受妥协和让步，从而不让任何人，或者至少是更广泛的一群人落在后面。即便要以牺牲有能力做出如此决定的决策者的财富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例如，北欧国家拥有非常包容的文化，这些国家在促进低技能人群迎头赶上方面大量投资。其实，中国的减贫承诺同样也是一项体现包容文化的政策。

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企业无法创造一个国家的包容文化。因为企业的定义是专注于服务特定客户，通过商业经营获得收入并赚取利润，所以，企业很难做到迎合最贫穷的群体。尽管如此，企业仍然需要认识到它们对社会承担一定责任，虽然它们并不能在国家层面推动包容文化。因为，包容的文化必须由法律体系、政府和教育体系来协作推动。

从企业价值观的角度来看，企业是为了参与创造价值的活动而存在的，不论是为了顾客的价值（我们用《消费者保护法案》来“确保”其实现）、股东和企业所有者的价值，还是员工、供应商和所在社区等其它利益相关者的价值，都是如此。

企业需要在其所在的地区充分调研，获知地方社会对企业的预期贡献究竟是什么。要弄清楚地方社会的预期仅仅是利润，还是包括了健康、安全的产品，不污染环境的清洁生产，或者是一条符合道德标准的产业上下游供应链。

如果企业从地方社会那里得不到清楚的贡献预期，那么它们的运营效率将会下降，并在某种程度上发生瘫痪。这种不健康而模糊的状态可能会导致一些通过危害他人，肆无忌惮发展的企业侥幸逃脱惩罚，甚至匪夷所思地最终胜出。这就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如果地方社会希望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更多，就需要对企业的模范行为有一个明确标准和认可。如果一个社会（包括政府力量）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标准和预期，那么社会内部就很可能会出现言行不一致和不可靠的企业行为。

自由市场优越性的观点导致很多人相信对于各个企业及其股东的福祉将渗透到每一个人。不幸的是，这极大影响了企业活动的方式，使商业世界与社会逐渐分离。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分水岭，它打破了人们对完全自由市场的智慧的信心，并开始改变人们对于自由市场的看法。此外，来自自然环境的压力将迫使企业和社会重新安排优先发展事项，这一转变现在也正开始慢慢地被人们理解。

例如，在大约五年前出现了“搁浅资产”这一术语，意思是由于全球变暖，人类不会像之前认为的那样，人们将耗尽石油资源，而是要担心地球将无法负担石油资源所造成的污染排放。

企业道德声誉是一种显著的竞争优势

就在五年前，很多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都表示，“我无法考虑周围的社会，因为我们正在与 X、Y 或 Z 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竞争。这些竞争对手非常激进，商业风格冷酷无情，并不会考虑其他任何人的利益。”然而，这种态度现在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接受。

例如，这种态度曾被用作贿赂的借口，而现在的大环境对贿赂的容忍度要比以前低得多。此外，不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人们对大公司在社会中的行为期望也大大提高了。如今，在许多国家，企业道德声誉是一种显著的竞争优势，并且有明确证据表明，对 ESG 活动（环境、社会和治理质量）的投资正在为企业带来回报。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通过几个视角来看待价值：

第一、从利润的角度来看待价值，例如，在企业家精神中，企业创造财富和投资者估值，确实与创造就业并举。

第二、通过自身的社会创新中心关注价值。在那里，我们研究那些不只在盈利，而是从事有益于社会活动的企业。为了资助其他社会活动，他们会通过其他活动赚取利润。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帮助这些企业，包括支持制定商业计划、提供指导以及将社会企业与投资者联系起来。因为要使这样的社会企业获得成功是一项复杂的管理挑战。不仅如此，我们还通过研究负责任的投资，来考察金融体系是如何整合“外部效应”，或如何产生超越投资者范畴并影响所在社会的效应。

第三、研究“循环经济”的发展。比如，如何促使企业实现闭环供应链，产品在使用之后进行回收，从而投入到新产品生产的商业模式——不仅节省成本，还能保护地球。

总而言之，没有单一的答案能够回答“价值”这个问题。我们选择采用反映社会经济行动多样性的各种观点来研究企业对社会的价值。

采访整理/钱丽娜

（本文来自《商学院》杂志2020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