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不同，林毅夫既目睹了台湾的经济起飞，又亲历大陆的改革开放，后来在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师兼副行长时，穿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因此，他对中国的研究始终从全球视野出发，既有对发达经济体透彻的理解，同时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现状和问题有深刻认识。

“这轮经济下滑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造成。”这一观点并非主流，但林毅夫坚信不疑，他通过全球横向的数据对比来说明这一问题。按照这一判断推导政策，他认为，稳增长需要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近年来，他提了许多对中国经济的灼见，但不少被外界误解。如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可能保持的增长速度的判断、强调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及产业政策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等等。在专访中，林毅夫多次提到，“不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也即不能因为政府干预可能失败，就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他认为，很多对宏观经济错误的认识被主流经济学所误导，而新结构经济学恰恰是建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验上的新理论，是对过去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超越。

《21世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了“产业政策要准”，这也是以往没有提过的。在你看来，未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怎么走？

林毅夫：我们现在的人均GDP只有7000多美元，这代表了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异。那么，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还有很多的空间。

我把我们的产业分为五种类型，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产业类型施以相应的政策措施：

第一类是处于世界前沿水平的产业，比如家电行业，需要通过自主研发进行产品技术创新，以保持世界领先；第二类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些领域的优势已逐渐丧失，绝大多数加工企业可能要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去设厂，将GDP变成GNP。少数企业要转向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打造品牌，并加强对研发的投入。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在其他国家需求还很好，也需要帮忙转移出去。第三类是处于追赶阶段的传统产业，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依然很大，可以继续采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战略。第四类是手机、互联网等新产业，研发周期特别短，资金需求不多，可以采取弯道超车的办法，利用我国的优势，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第五类是资本投入特别大、研发周期非常长，且关系到国防安全的战略产业，需要政府财政直接提供支持。

《21世纪》：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常会出现中央一鼓励、地方一窝蜂的重复建设情况，而且很多是为了获得政府的补贴。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林毅夫：我谈的产业政策从来不谈补贴，我谈的是因势利导。政府要做的是降低交易费用，如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培育，金融环境和法治环境改善。

如何避免一窝蜂的现象出现呢？首先，各种要素价格要反映要素的稀缺性，这才能反映比较优势所在。第二点就是对一个吃螃蟹的人给予外部性补偿。

政府为什么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外部补偿呢？因为一般发达国家都有比较好的专利保护，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很好的专利保护，因为它还处于在技术引进和吸收的过程之中。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企业创新成功了，也没有垄断利润，很多模仿者就会跟进进来，成功的好处大家共享。但是失败的话，风险就全是自己的。但是如果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怎么有产业升级呢？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没有政府的因势利导。华盛顿共识以后，拉美最成功的国家是智利，但是智利有三十年没有新的产业，因为没有新的产业，劳动生产率没法提高，劳动者收入没办法得到提高。

我提的给与外部性补偿也就是几减几免而已，这种补偿是在企业有盈利以后，对公司所得税的优惠，这是相当有限的，除此之外并没有金融的补贴。

政府干预确实可能造成失败，但不能说因为政府干预有失败，就不要政府，这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因为如果政府不发挥作用，就必然会失败。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