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同处湖北省江汉平原腹地的荆州、荆门两市的关系有些紧张，兄弟城市间暗自爆发民间“高铁争夺战”。

2014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将建设上海经南京、合肥、武汉、重庆至成都的沿江高铁（亦称沪汉蓉二线）。

沿江高铁初步设计最高时速350km/h，将把长江经济带上的成渝经济圈、武汉城市圈以及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连成一片，减轻现有沪汉蓉高铁的运行压力,弥补速度不足。

  
民间的“保路运动”
  
2015年3月28日、29日，荆州长江创业商会在市区多地组织了“关于350公里沪汉蓉高铁落户荆州倡议活动”，并呼吁，“全市人民行动起来，让高铁经过我们的家园。各方携手，不达目标，永不言弃！”长江创业商会会长陈万海说，不少荆州商会企业家自掏腰包发起了倡议活动，希望相关政府部门能够听到荆州人民的声音。

比邻的荆门市也不甘落后，4月12日上午，荆门昌元科技有限公司“幸福荆门人”移动生活平台倡导发起“幸福荆门人，让高铁进荆门”活动。活动的发起人、昌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熊兵曾带领其团队到荆州火车站广场拍摄荆门籍旅客到荆州乘坐高铁的场景。“当时，现场有荆州人注意到我们，并喊道‘荆门跟我们争高铁的人来了’，想把我们赶走。”

事实上荆州、荆门两地政府也都在积极争取沿江高铁在本地设站，但由于此前各地声势浩大的高铁争夺战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湖北省政府明确要求两地把声音“压下去”。

对于荆州、荆门两地的民间活动，湖北省发改委铁路建设办公室一位马姓负责人表示，在沿江高铁建设还没有影子的情况下，荆州和荆门的做法是幼稚和不负责任的。

铁路带来的反转

荆州和荆门两地对于沿江高铁项目都如此紧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两地都曾经因为铁路建设落后而吃过亏。

在1983年之前，荆门属于荆州的下属市，但由于1970年荆门率先开通了火车，交通拥有了压倒首府的优势，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并在1983年成为湖北省的直辖市，后来荆门市下属各县又陆续建设和开通了四个火车站，而在2012年之前，荆州市没有一个火车站，荆州市民想要坐火车必须到荆门。交通差距成为荆门后来工业发展超过荆州的主要原因。

2012年7月1日，沪汉蓉高铁在荆州设站使得荆州和荆门的交通地位出现了反转。目前，荆门成了湖北下辖的13个地级市中唯一一个没有高铁和动车的城市。

在不少荆门人看来，荆州已经有了沪汉蓉高铁，不应该再与荆门争夺被称为沪汉蓉二线的沿江高铁。但陈万海表示，沪汉蓉高铁只有在上海到南京段为350公里/小时，在荆州段的时速仅为200公里，只能算是动车，荆州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铁。“荆州的人口约为640万，是荆门的两倍，且荆州是真正在长江边上的城市，荆门所临的是长江的支流汉江，所以沿江高铁建在荆州更为合适。”

熊兵表示，荆州属于平原地区，地势低、地质松软，1998年发洪水时，荆州是分洪区，从国家干线铁路安全的角度来说，高铁修在荆门更好。

陈万海则认为泄洪区的说法不成立，三峡大坝修好后，如果再发生大的洪水，那就不仅仅是荆州有危险了，中南六省全部都将成为汪洋大海。

地方的高铁政治经济学
 
荆州和荆门不是第一对为高铁“反目”的“邻居”。围绕高铁走线、设站而展开的“争路运动”时有发生。   

2009年，郑万高铁规划刚刚提出时，第一场博弈就在湖北十堰和襄樊（现襄阳）之间展开。在当年全国“两会”上，时任十堰市委书记陈天会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为争取当时还叫郑渝铁路的郑万高铁提出专门建议。襄阳不甘落后，时任市委书记唐良智利用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间隙，带领市经委、发改委等部门及有关县(市)区负责人，拜访国家发改委、铁道部和一些央企……在拜访铁道部发展计划司领导时，唐良智请求将郑渝铁路规划进行调整，将襄阳纳入路经站点建设。两地的斗争持续到2014年10月，国家发改委最终批复，襄阳胜出。

沪昆高铁规划制定时，湖南省邵阳市争取在市区设站，但在和相邻的娄底市的竞争中处在了下风，于是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十万邵阳群众高喊“争不到高铁，书记、市长下课”，为此不少政府官员“舍身拼命”。最终，沪昆高铁同时在娄底和邵阳设站，但经过邵阳的车站是距离市中心70公里的邵阳北站。

关于郑万高铁的另一场博弈在河南省的邓州和新野两个邻居之间展开。2014年9月，两地民间先后发声，高调掀起“保卫高铁”运动。在这场保路运动中，新野依据的是“取直原则”，在新野设站，线路顺直，可节省建设成本13亿元，节省运行时间两分半钟。但邓州则强调“讲政治”。2012年国务院批复的《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邓州被明确为丹江口水库及上游地区“区域中心城市”。规划提出要在基础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其中就提到铁路建设。在两地民众的激烈争论中，2014年10月中旬，河南省推出在邓州新野中间设邓州东站方案，该站距邓州市区16公里，距新野城区仅有14公里，兼顾邓州新野两地。但这个折中方案在专家看来不符合经济性。

“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建高铁站，一些人口少、经济弱的地区高铁项目几十年也收不回成本，得不偿失，但地方政府会把争夺到高铁项目作为政绩，一些地方民众也认为‘会叫的孩子有奶喝’，所以争路现象越来越多。”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董焰表示，由于地方的任意“搅局”，许多站点最终设置并不科学，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高铁走向难题
  
西南某省发改委铁路建设办公室内部人士王磊（化名）介绍，一条高铁线路和沿线站点的设定，首先是由铁路部门委派专家进行设计和勘探，一般是委托距离该项目较近的铁路勘察设计院来完成，如西南许多项目都是中铁二院（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部在成都）来做，中部地区不少项目都是中铁四院（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在武汉）完成。

王磊表示，一条高铁的设定要考虑经济性和安全性，从经济性上看，在尽可能走直线的基础上，也要尽量靠近经济据点，靠近资源和人口聚集区；从安全性来讲，要经过严格的勘探和钻探，要考虑地质条件、环境条件等。在线路方案制定的过程中，专家组也会与铁总、沿线地方政府和地方铁路局进行反复协商，然后形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给国家发改委审核。

“当然，各方协商过程中，肯定也会有一些矛盾，以前铁路都是由国家出钱来建，为了自身利益，原铁道部或铁总可能会希望更多站点设在大城市，但省级地方政府为了平衡和带动地方经济，可能会希望在一些三四线城市也能够设站。最终结果需要双方相互协调和妥协。因为地方政府要依靠铁总加强铁路建设，铁总也需要地方政府在拆迁征地和建设方面给予协助，两者谁都离不开谁。”王磊说。

“以前地方政府的声音相对弱一些，但随着铁路投资向地方和社会资本放开，地方政府作为‘出钱人’的话语权也越来越重。但无论谁做主，高铁项目都不是想怎么建就能怎么建的，必须考虑经济和安全两个大问题。”王磊表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也表示，中国高铁网规划有既定原则，即除了乌鲁木齐和拉萨，所有省会到北京的运行时间都要在8小时内。在这个原则之下，就是线路尽可能拉直，但考虑到社会经济效益，在比较大的城市，可以适当弯曲。其他城市尽量是城市发展向高铁靠拢，而不是高铁向城市靠拢。

国家铁路局人士表示，从法律上来讲，国家铁路局制定的《高速铁路设计规范》对高铁定线设计和客运站站址选择有原则性的规定，如要求站址选择“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引入方向，形成综合交通枢纽”，但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很难做具体规定。

（孙丽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