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到今天，她还是反对为难民数额设限，但无论如何，默克尔在选票的面前还是低头了，在今年举行的5场德国地方选举，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凯歌高奏，而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则成为最大的输家。默克尔终归是选举政治出来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身后名可以固执地推行现有的难民政策，但是为了党的利益，也需要进行调整，以现在的态势，明年的大选，默克尔将无缘总理之位。

在德国政坛，极右翼政党也曾出现过，不过是昙花一现，而这次德国选择党则可能会攻城略地，登堂入室，成为左右德国政治走向的重要力量。这也是默克尔为什么要改变对难民政策立场的关键原因所在，为了打败德国选择党，就必须吸纳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也是选举政治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在。

基民盟是德国社会中温和保守主义的代表，如果默克尔放弃了基督教保守主义的政党底色，那么选民自然就会“背叛”了。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默克尔在多元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至于一些选民已经被德国选择党吸引去了。德国选择党在过去一年来，也从一个反叛的政党变成了选举党，原先只是“教授党”，反对欧元，反对德国拿钱补贴希腊等不守规矩的国家，现在新任的领导人佩特里就是一个选举活动的“老手”。可以说默克尔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

以目前的态势而言，德国选择党可能在明年的大选跨过5%的门槛，进入联邦议会，因此，明年大选将是历史性的时刻。不但极右翼政党进入联邦议会，而且还可能会终结基民盟与社民党的左右大联合，德国进入真正的多党制时期，这将意味着政治会出现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是震荡。为什么德国选择党可以在今年取得如此大的进展呢?

如果从整个欧盟来看，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正在终结“德国例外论”，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政治整体右转，极右翼政党地位在欧洲议会、法国、意大利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东欧则成为执政党，比照十年前，欧洲的政党地位版图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唯独在德国，默克尔依然领导着德国，甚至欧盟。不可否认的是，舆论对默克尔已经有种依赖，如果没有默克尔，谁还是欧盟的主心骨呢?这似乎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而德国选择党则表达了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反对政治正确，反对默克尔的多元主义主张，表达普通人想说又不齿于表达的声音。从这个角度来说，佩特里就是德国的特朗普、勒庞，大西洋两岸的政治话语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了“共振”。作为欧盟中流砥柱的德国以及默克尔，也遭到了空前的压力。

德国选择党从反欧元到反难民，政治的底色没有变，但是选举的动员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欧元这样比较高深的话题，并不是每个普通人都了解的，因此，欧债危机的时候，虽然选择党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关注，但是并没有在上次的大选中越过联邦议会的门槛。去年夏天的难民危机，给选择党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动员的口号和机会，尤其是超过100万难民进入德国，并且在今年新年出现了科隆性侵案，而7月份则接连出现了恐怖袭击，无论难民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都导致德国社会对难民的看法有所变化。

上百万人的进入，对德国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除了生活的不便之外，更重要的是，大量穆斯林的进入重新激发了文化身份的问题，这也是整个欧盟面临的问题。欧盟到底要不要坚持其基督教的文化底色?当然要，否则为什么接纳土耳其加入欧盟呢?

德国选择党的成功更多地表达了选民对默克尔的不满，默克尔终归是德国人的总理，而不是欧洲人的总理，更不是难民的总理。从人道和经济的角度而言，默克尔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妥当之处，接纳难民，默克尔被称为“修女默克尔”，德国站在了人道主义的制高点，在大国之间树立了榜样。

从经济来看，大量的青壮年难民进入德国，为德国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劳动力，解决德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问题也随之来了，一下子进入100多万难民，德国的经济社会是否有足够的能量和体量将其消化呢?如果不能消化，那德国到底是谁的德国，这种文化身份的焦虑感，才是德国选择党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也因此，东欧国家以文化的原因关闭了边境，这看起来似乎是十分合理的。

佩特里也是老调重弹，或者拾人牙慧。她提出，可以在边境开枪射击非法的移民，如果在一年前，这样的言论会被德国人的口水淹死。而现在，佩特里似乎把这样的极端言论当成了拉取选票的“集结号”。联想到新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提出的要修建加莱长城，就可以看出默克尔在欧洲显得多么孤独。

在一个重新建立围墙的时代，默克尔的“欢迎政策”遭到了空前的压力。笔者最近跟一位英国外交官交流，他直言难民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他们”，当然指的是欧盟，同时他也对英国脱欧感到有些庆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投离开欧盟的重要原因。难民潮也给英国脱欧提供了一种可辩护的理由。

从英国脱欧到默克尔的忏悔，只能说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论极右翼政党是否会成为执政党，都已经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氛围，主流政党要想获得更多的选票，就不得不向右转。然而，极右翼政党从来不代表建设性的力量，民粹主义借助选举政治而登堂入室，将政治的难题转化为非白即黑的二元论。

反难民、反欧元并不意味着欧盟可以从目前的困境中逃离出来，然而，任何结构性的改革都意味着伤筋动骨，作为一种政治的怠惰，将不满的情绪发泄到外部，从而可以为自己的不改革提供一层厚厚的龟壳，欧洲的内向化已成潮流，默克尔可能成为这一轮危机中最后一个倒下的具有欧洲主义的政治家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新的时代如何开启，难以预料，但是它不会是在莺歌燕舞中开启。

（孙兴杰 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