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倒不如说是一种统治哲学。从统治的视角来看，儒家其实是一个开放思想体系，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意识形态体系。

作为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儒家并不存在不可变的因素。如果说《易经》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表达，那么“易”也是儒家的本质性东西。因为儒家的服务对象是王权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一般情况下人们把儒家视为是一种保守的政治哲学。

不过，在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忽视了儒家的辩证法，即通过“变”来保持“不变”（生存和发展）。历史地看，儒家可以在很多政治条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并且，儒家不仅可以和其他意识形态共存，更有能力去吸收和消化其他的意识形态。

再者，人们也必须区分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家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对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家，无论在亚洲还是其他地区，人们从来就没有提出过重大和严肃的问题，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但那个时代的精英从个体而言都是信奉儒家精神的。

日本之外，亚洲“四小龙”的政治精英们从个体而言也是儒家的忠实信奉者。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再三强调中国传统经典对个体修养的作用。亚洲那些已经民主化了的社会，没有多少人会否认在个体层面的儒家修养。

问题就出在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如前面所说，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个基本诊断是东方专制主义便是东方落后的政治根源，应当抛弃之。而作为东方专制主义核心的儒家更应当抛弃之。自近代以来，西方的这个基本判断基本上也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从“五四运动”到毛泽东时代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国无一不是以儒家为斗争目标的。

不过，这个基本判断很难成立。正如前面所说的，儒家作为一种统治哲学，是一个开放体，能够适应不同的历史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需要。同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儒家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是人们效仿和“修道”的对象。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一方面儒家被贬低和批评，另一方面执政党的政治生活恰恰需要的是儒家所提倡的政治品德。

因此，通常的情况是，政治人物把儒家从前门驱赶出去，而又把它从后门邀请进来。当然，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后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尽管今天官方并没有正式把儒家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儒家可以堂而皇之地从前门而入。

在西方人的概念里，就中国来说，儒家和东方专制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实践层面，这种概念上的联系越来越被证明为是不能成立的。前面讨论过，西方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文化到经济再到政治的过程。这里，文化层面的论说是为了经济和政治制度层面的论说，就是说，用文化来说明为什么亚洲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

但用文化来说明经济和政治往往会陷入学界所说的同义反复（tautology），既不能证明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有关联，也不能证明它们之间没有关联。二战之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发展就说明了很难证明儒家和东方专制主义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经济上的。韦伯说儒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阻碍，正如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推动力。不过，二战之后，先是日本、后是亚洲“四小龙”都成功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尽管这些经济体所确立的资本主义体系和西方的不同。更为重要的是，东亚社会也开始出现民主政治，尽管这些社会的民主也不尽和西方民主相同。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这些亚洲国家和地区采用了西方形式，但仅仅是形式而已，制度内部运作的精神仍然是亚洲的传统。

也就是说，亚洲国家和地区对西方制度形式的采用，强调的是其工具性质。这也就是中国近代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法。实际上，这也是东亚社会成功的地方，借用西方的工具而保持自己的文化精神。当然，正如下面我们会分析的，20 世纪末以来，当一些东亚社会开始机械学习、仿效、照抄照搬西方制度时，这些社会就开始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工具和运作工具的文化不相吻合的时候，作为工具的制度运作就会失灵。

回到中国的情况。那么，东方专制主义是否适用于仍然在意识形态上实行共产主义的中国？这同样也站不住脚。这里有几点必须加以考量。第一，作为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也并非中国所内生，而是从欧洲进口而来。

第二，中国共产主义已经是中国化了的共产主义，而非原本的欧洲共产主义，并且这种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从一开始既是客观条件的需要，也是政治人物的有意识的努力。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文化也在复兴，而文化复兴则意味着官方的共产主义会继续中国化。因此，尽管共产主义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西方的，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是中国的，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今天，中国各方都在努力复兴以传统价值观尤其是儒家为中心的中国价值观。同时，儒家本身也在再一次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社会层面，复兴儒家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这个层面，尽管儒家也表现为价值观，但主要是一些社会广为接受的社会实践。但作为一种统治哲学，只有通过自身的变化和改革，儒家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儒家之所以能够适应社会就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系统，尽最大的努力来容纳和消化吸收其他的意识形态。

如果把儒家局限于传统流传下来的那些教条，那么儒家就会转化成为刻板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一些方面，儒家传统也为人们留下了仍然具有现代性的政治遗产，主要是贤能政治。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传统的核心制度。尽管古希腊时代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理想，西方的精英民主时代也容纳了贤能政治的要素，但它已经在今天的西方消失了。只有中国实现了贤能制度。

丛书名：郑永年论中国

书   名：《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

作   者：郑永年

郑永年：

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