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恐袭:心脏地带的“战争”
布鲁塞尔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比利时首相米歇尔说,我们担心的恐怖袭击,它已经发生了。比利时警方在抓获涉嫌去年巴黎恐怖袭击的萨拉姆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庆祝,布鲁塞尔的机场和地铁站就遭遇恐怖袭击,而且距离欧盟总部不过百米之遥。当天下午,“伊斯兰国”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对这一事件负责,这已经不再是恐怖袭击,而是战争,是“伊斯兰国”对欧盟发动的游击战。一个开放、和平与多元的社会无法适应和应对已经开始了的战争状态,如果欧盟进入临战状态,也就不得不重新筑起国界的高墙,而这本身违背了布鲁塞尔所代表的欧洲一体化的精神。布鲁塞尔燃起的恐怖袭击的硝烟,不啻于欧盟的“9·11”,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展开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萨拉姆被捕之后也供称,正在准备对布鲁塞尔做些什么,而警方也搜查到了一些武器和恐怖分子的名单。即便如此,布鲁塞尔警方还是没有能够阻止这场悲剧,从中也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安保的确还没有进入“战争”的状态。而萨拉姆所在的莫伦比克区则抗议警方抓了他们的“英雄”,就是在这个区,萨拉姆躲避了四个月,依靠自己亲友的庇护,不但避开了警察,还在组织新的恐怖袭击。莫伦比克这个主要的穆斯林社区,被称为圣战者的天堂,而在当下,它可能正在成为“伊斯兰国”牵制欧盟的根据地,还有上百个恐怖分子“潜伏”了起来。这将是布鲁塞尔,乃至整个欧盟必须面对的潜在的隐患。
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布鲁塞尔就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两个城市的车程不到两个小时,而对巴黎发动恐怖袭击的极端主义分子基本来自布鲁塞尔。事发之后,法国和比利时警方联手抓铺犯罪嫌疑人,萨拉姆被捕之后,法国政府要求引渡他,并且认为这是对“伊斯兰国”的一次重创。四天之后,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就发生了。无论算不算“报复”,事实上与当初的巴黎恐怖袭击还是如出一辙,法国派军队空袭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组织,巴黎遭到恐怖袭击。“伊斯兰国”都在第一时间宣布对恐袭击负责,这难道不是“宣战”吗?欧盟与“伊斯兰国”之间的战争早已开始,只是欧盟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同时低估了“伊斯兰国”的战争能力。
欧美主要国家并不承认“伊斯兰国”这个“国家”,而是将其定位为恐怖组织,这种定位的确有战术性的考量,不承认“伊斯兰国”所声张的要求,但是也大大低估了“伊斯兰国”的破坏力量。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反主权国家”的国家,将伊斯兰圣战思想和帝国的扩张性相融合,并借助最新的互联网实现了“全球化”。它反对与抵抗欧洲在近代开启的全球化,同时又是全球化的产物。现在没有人再怀疑“伊斯兰国”已经超越了基地组织成为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它脱胎于基地组织,又抛弃了基地组织,因为它已经具备了国家的领土性,而不是像基地组织那样“寄居”于失败国家的庇护之下。因此,“伊斯兰国”拥有比基地组织更有野心,也更独立的战争策略。进一步说,它已经嵌入到当下的全球地缘政治的棋局之中,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重要参与者。
“伊斯兰国”也是冷战结束以来恐怖主义蔓延的新高点,尤其是极端逊尼派的崛起,已经引起了“文明冲突”的讨论。其实在布鲁塞尔遭遇恐袭之前,土耳其接连遭遇恐怖袭击,再进一步看,“伊斯兰国”所占领的伊拉克地区和叙利亚已经处于失序状态,数百万难民涌向欧洲。谁是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首先是中东地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已经在进行“阵地战”,在很大一片区域内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虽然不承认主权国家这种政治组织的合法性,但是也必须向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需要建立税收系统。“伊斯兰国”已经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国界状况,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中东的新月地带的边界会处于流动状态,不仅会使中东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而且还会持续强化恐怖主义战争“全球化”的趋势。恐怖袭击已经不再是“非传统威胁”,而是一种常态,它将与大国政治的回潮同时界定当下国际安全的主题。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政治伊斯兰主义开始兴起,以伊朗霍梅尼革命为代表,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本·拉登所代表的反苏力量得到了美国和沙特等国的支持。冷战结束之后,本·拉登将矛头对准了美国和沙特,也在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的进程。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欧洲国家大量引进外来劳动力,中东和北非地区是主要的来源地,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移民融入政策,但是现在来看,几乎都没有成功。穆斯林社区自成一体,而且日趋封闭,成为西方大城市中的孤岛。第一代移民的确解决了欧洲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这些移民的二代或者三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已经熟悉了西方的生活方式,也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对自己的未来前景抱有比较高的预期。然而,他们却遭遇了就业的玻璃门,他们不愿意像父辈一样从事体力劳动,而欧洲经济的转型也让原有的就业机会不复存在。莫伦比克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遭遇了双重的挑战,一是重工业衰落,失业率增加;二是欧洲一体化加速,人员的流动加速,一些不受欢迎的极端主义者在这个区落脚。
布鲁塞尔人口不过百万,但是分了八个自治区,行政长官被称为市长,具有相当的权力。这种分散的管理体制不利于形成统一有效的安保网络,根本无法应对当下恐怖主义全球化的新形势。全球化和区域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地方自治也在发展,而国家治理则处于缺位的状态,莫伦比克区便是这几种力量的体现。不能因为这次袭击而将莫伦比克区妖魔化,但是欧盟却不得不思考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重新加强国家的治理,否则就难以赢得这场已经开始的战争。
在中东地区,欧盟、美国以及盟友进行的是一场阵地战,以消灭“伊斯兰国”为目标,但是欧盟并不是一个军事实体,成员国也是派出了为数不多的战机进行恐袭,但是没有地面部队的介入,消灭“伊斯兰国”还是难以实现的目标。更大的不对称性来自于欧盟的观念:这是偶发的袭击,还是持久的战争,如果仅仅是因为安保漏洞而引起的“事故”的话,欧盟面临的“事故”将继续出现。如果是一场战争,欧盟的制度需要进行修订,开放、自由与多元的社会并不适应战争,更无法理解“伊斯兰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以及它的目标又是什么。
美国在“9·11”之后,颁布了《爱国者法案》,设立了国土安全部和国家情报总监,虽然小布什的两场战争不得人心,但是他引以为豪的是在任期间并没有发生恐怖袭击。欧盟无法像美国那样建立一个以“安全”为核心的情报和安保体系,但是欧盟内部的边界意识已经被激发起来,扎紧国界的篱笆高墙以自保,这对于欧洲一体化来说是不可避免的逆转。“伊斯兰国”以恐怖袭击的形式嵌入到了欧盟政治之中。不能不说,欧洲自二战以来又处于一个拐点上。
(孙兴杰 中国经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