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可

ID | BMR2004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2024年被普遍认为是企业出海元年。但实际上，早在2023年初，众多企业已悄然布局东南亚市场，为这一波出海浪潮奠定了基础。

企业在出海东南亚时，无论是进行商业活动、旅游考察还是风险管理，都必须具备对东南亚地区宏观环境的深刻认知，这是出海成功的关键。

宏观认知涵盖地缘政治环境、国家政策、双边关系以及经济结构和产业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周期性变化。在这些宏观周期的变化中，东南亚地区经历过的诸多起伏和转型。

“企业胜任力”这一概念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同时，政府部门，特别是教育部门，也开始日益关注并重视“全球胜任力”的培养。因为我们越来越需要与世界不同地区进行交流，要具备胜任国际交流的能力，而更高层次的国际交流则体现在商业领域，即通过经商实现盈利。

然而，商业活动的目的不仅在于自身盈利，更在于共同发展，这正是“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核心。“共商共建共享”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原则之一，它不仅考验我们对国家政策和出海战略的理解程度，更要求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真正的胜任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主任翟崑，对中国-东南亚关系以及如何构建全球胜任力进行了深入解读。

翟崑认为，企业的出海之路，核心竞争力并非单纯的产品优势，而是在目标市场中能否生存并发展壮大，能否与当地社会和谐共处，实现互利共赢。这种能力才是真正的全球胜任力，也是领导力的重要体现。

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所面对的东南亚已超越了传统地理和经济范畴，它是一个在中美之间保持独立立场、具有复杂地缘政治格局的“东南亚世界”。

东帝汶位于印尼与澳大利亚之间，从传统地理上划分，它属于东南亚的一部分。1976年东帝汶并入印尼，21世纪初独立后一直寻求加入东盟，但尚未成功。与此同时，中国已有计划着眼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绿色金融等创新性支持来帮助东帝汶，这种支持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划分和经济合作。

出海企业通常将新加坡、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作为目的地。某新能源汽车企业曾向印尼捐赠了一批小型电动车，受到当地欢迎。如今，该企业以印尼为中心设厂，将产品销往非洲。因此，企业在投资东南亚市场时，不应仅局限于东南亚地区，而应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进行布局，这已突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

如今 ，东盟正以一种整体性的姿态发展，它拥有强大的内生动力、丰富的人口红利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形成了一个有潜力的发展区域。尽管外界对其一体化进程存在质疑，但东盟国家的决心和行动表明，他们正朝着建立统一市场的目标迈进，未来可能会形成更具深度的经济合作框架。

东盟十国作为一个整体，已制定多种经济发展战略，如互联互通和智慧城市战略，以此吸引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多国支持与投资。同时，通过与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或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协定（EPA），确保自身安全并吸引投资。同时，东盟国家不局限于单一发展模式，而是引入多种模式和技术，并从中筛选中高端技术以推动发展。

最重要的一点是，东南亚国家总体上并未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国构建了庞大的同盟体系，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和美日印澳四国机制（QUAD），试图通过军事同盟和安全机制限制中国发展，在安全上遏制中国。然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展现出高度智慧和灵活性，没有选边站队，以避免地缘政治风险。这种策略为东南亚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外交和经济空间，也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贡献。

同时，正是因为不确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一些出海企业担心局势恶化可能会对其产生恶劣影响。所以这也要求企业领导人必须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要对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有清晰的认识。

总结而言，东南亚已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平面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立体的、综合的、极其复杂的“东南亚世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互动，不仅涉及各个国家，还涉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组织，以及大国与东盟合作框架和东南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从系统性风险的角度来看，尽管东南亚地区仍然是全球最佳投资地之一，但并非风平浪静，实则是一个“风高浪急”的风险汇聚之地。

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时考虑最多的是不确定性极高的宏观环境。比如，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回归，他的政策走向尚不明确。尽管他上一任期对东南亚地区关注度相对较低，但疫情期间他曾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所以他的回归可能带来一些新的变数。特朗普所提倡的政策与前总统拜登的多边合作政策有所不同，他或许会推出新的经济策略和技术手段，尤其在科技领域。美国可能会推出更多的具有替代性的技术，这些未来的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除了中美关系带来的风险外，东南亚地区也存在多种风险，例如赌博、电信诈骗等犯罪行为。这些犯罪行为也会不断地升级，技术手段日益先进。所以，对于一些比较危险的地区，最好的选择是避免前往。

政策风险也是一个重要方面。2024年以来，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出台了一些限制中国特定行业发展相关的政策。这并不完全是对中国企业的针对性政策，而是当某些行业的发展可能影响到本地企业的利益或社会经济稳定时采取的相应措施。这可能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体现，也可能是基于各国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需求。所以中国企业进入东南亚市场时，需要充分了解当地政策和市场环境。

此外，东南亚地区还面临着冲突风险。当前，全球范围内冲突不断，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叙利亚局势对东南亚市场产生一定影响。缅甸陷入内战、内乱、内爆，不宜投资。这些系统性的风险也是出海企业综合考量的因素。

目前，各种风险分析报告层出不穷，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都会发布多份详细的风险评估报告，涵盖不同行业和地区，一些知名的风险评估公司也提供类似的服务。企业需要通过这些专业服务来评估投资风险。中外不同机构的风险评估结果可能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它们的价值观和评估方法不同，因此对于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风险评估和预判不一致，要多看多比较。过去企业可能更多关注西方的风险评估，但现在也要多关注和咨询中国的风险评估。

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政府在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市场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学术界和智库界也在呼吁建立“中国-东盟统一大市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关系可以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来概括。

推动企业进入东南亚市场的驱动力无非是市场和政策。从市场角度看，东南亚地区正逐渐成为全球投资的汇聚地，原因在于该地区市场年轻、人口众多、政策友好且社会相对稳定。这些因素使得东南亚地区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首选地之一。

从政策角度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中，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应加强与该地区的经济合作。基于此，中国选择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自贸区，这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同时，我们保持多予、少取的态度，在合作中更多地考虑对方的利益。针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中国还提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帮助这些国家更快地从合作中受益。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不仅推动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还联合推出了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区，涵盖15个国家，包括东盟10国、中日韩3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RCEP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当时，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形式主要是“10+3”（东盟+中日韩）。随着合作的推进，美国意识到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足，于是允许新加坡等国推动了“10+6”框架（东盟+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

随后，美国在奥巴马时期进一步推动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试图通过主导区域经济合作来制衡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然而，TPP的提出导致了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碎片化，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东盟国家共同推动了RCEP的建立。

这一成就的背后是东盟国家和中国坚定的政治决心和战略眼光。RCEP的签署不仅标志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大突破，为各国在疫情后经济复苏和产业链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

RCEP的签署对中国尤为重要。2020年疫情暴发后，全球产业链受到严重冲击，中国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旨在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经济复苏。RCEP的制度性框架为中国与东盟及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对接，RCEP成为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进行制度性合作的重要平台。

在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下，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关系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紧密。因此，我们不再简单地强调“走出去”，而是强调“走进去”，即深度融合到当地市场和经济体系中。这种深度融合不仅仅是市场拓展，更是产业链的延伸和整合。

从新的商业文明角度来看，“走进去”要求的不是简单“出海”，而是深度“入局”。同时，中国企业应与当地共建新的商业文明，而非单方面“塑造”当地秩序；企业应摒弃“降维打击”的心态，转而提升自身的胜任力，实现与当地社会的互利共赢，构建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在思想意识层面，企业需要转变观念，从单纯的市场拓展转向深度融入和共建。这不仅要求企业具备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还需要在文化、社会和政策层面进行深入理解和适应。

例如，国家倡导的“标志性”项目和“小而美”项目就体现了这种合作模式的多样性。标志性项目如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展示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强大能力；而“小而美项目”则更注重在细分领域的合作，为当地带来实际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当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模式正在不断整合和升级。例如，智慧城市建设项目需要数字基础设施、电力能源以及面向消费者的多种服务，这就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种复杂的产业链需要大型央企的引领和中小企业的协同合作。

中国企业在全球智慧城市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使其能够在东南亚市场发挥重要作用。此外，许多商会、协会和专业机构正在设计和推动这种新的合作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共建，而非单方面的输出。所以，中国企业需要提升在东南亚地区的胜任力，增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度，从而实现真正的“走进去”。

基于这四个方面，我们能看出，企业要进军东南亚市场或其他地区时，都应怀有敬畏之心，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了解东南亚市场的实际情况。同时，企业也要深入学习当地的商业逻辑，包括价值链、产业链和财富链，突破自身的局限性，提升全球胜任力，实现与当地社会的共同成长和共同发展。

来源｜商学院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