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受到世界经济萎靡、地缘政治紧张以及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影响，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观望情绪浓厚，对外投资决策更为谨慎，使得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处于持续收缩态势。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24》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2%，不考虑中转投资，实际下降幅度超过10%。在此情形下，中国吸引外资也遭遇不小的逆风。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接近5000亿元，仍处历史高位，但相比2023年同期下降29.1%，引资压力加大。对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的系统部署，首先强调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这当中有其深刻的经济逻辑。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向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转变，需要一流的营商环境支撑。2024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引资同比提升2.4个百分点，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12.8%。医疗设备业、专业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依次增长87.5%和43.4%，这些领域的增长说明影响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布局的关键还是国内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进展和成效。可以预计，随着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形成，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高技术制造业和电信、互联网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投资会进一步增加。相比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技术领域投资涉及更高的沉没成本，专业服务领域需要更多技术知识投入，对制度环境的要求自然也更高。因此，需要一流的营商环境支持高质量外资的可持续发展。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受到地缘政治和产业链重构风险的影响加强，更需要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受到中美贸易争端以及疫情后尚未停止的产业链重构影响，部分跨国公司将其产能迁移出我国，其中一部分回流到欧美发达国家，一部分流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这对我国吸引和留住外商投资提出了考验。考虑到外资全球流动的天性，短期波动属于正常现象，但要注意避免这种短期现象转变为趋势性流动。从外资流向来看，重点还是要通过构建更加稳定透明的制度环境，改善外资企业的盈利前景，提升企业在我国长期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花了较大的篇幅专门论述外商投资的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在规则、规制等方面加强与国际接轨，推动制度型开放。在外资行业准入方面，对制造业的负面清单清零，对服务行业进一步放开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和医疗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在政策执行方面，清理各地区不合理、不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法治建设。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善外商投资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发挥良好制度在提高引资规模、优化引资格局的核心作用。

作者 | 谢红军，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

来源 | 《商学院》杂志2024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