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将海信科龙系八家企业推上法庭，并索要天价赔偿。正如顾雏军2014年9月对媒体的表态，“替自己‘平反’是他出狱后唯一想做的事。”

他提出了五项诉求，包括驳回海信科龙、江西科龙、广东科龙等八被告的所有执行分配请求；判令八被告返还已收取的全部执行款；判令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海信集团有限公司赔偿顾雏军及格林柯尔系公司等直接经济损失至少489.61亿元；解除对顾雏军及格林柯尔系公司的财产保全措施等。

其中489亿元的索赔额包括：双高效空调等顾雏军个人专利侵权费199.7亿元；顾雏军曾控股的格林柯尔科技、美菱电器、亚星客车、ST襄轴四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损失折合150.51亿元；科龙系16个诉讼导致银行为实现债权，拍卖顾雏军及格林柯尔集团的土地、厂房、房产和设备等造成的损失139.4亿元。

现代版“秋菊”执着平反

故事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被称为“制冷大王”的顾雏军于1995年创立了格林柯尔。之后顾雏军上演扩张神话，一口气收购了科龙、美菱等多家公司。格林柯尔2000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但仅仅5年之后，“神话”破灭。2005年顾雏军被刑事拘留，2009年他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2012年，顾雏军提前出狱。出狱后，顾雏军奔走喊冤，称自己被四名政府官员用“伪造的罪证和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四名官员中包括已于2010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死缓的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以及中国证监会、广东省及大连商品交易所相关人士。顾雏军还公开指责经济学家郎咸平受“利益驱动”才引发著名的“郎顾之争”。

2012年至2014年，顾案引发中国经济领域对“国进民退”“民企保护”等话题的高度关注。经济学家吴敬琏还曾为其伸冤：“顾雏军案，应该进行重审。”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推动国企改革，必须重树民营企业家信心。

2014年1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了顾雏军的申诉，顾雏军案进入再审立案审查阶段。

科龙之殇谁之过

在顾雏军入主之前，科龙电器名噪一时，旗下覆盖科龙冰箱、科龙空调、容声冰箱两大品牌、三大产品，成为盘踞南方市场的白电大鳄。

但当时科龙出现体制危机。作为行业人士眼中的优质资产，科龙欲寻新主顾的消息一放出，家电大佬立即蜂拥而至。当时竞购方中，顾雏军执掌的格林柯尔难以与松下、GE等知名企业争锋，但顾雏军除了资本运作，政商关系运作也是高手。

在打通关卡之后，顾雏军击败劲敌，成功将科龙纳入麾下。顾雏军收购后，科龙变身成为了格林柯尔的下游采买商。顾雏军至今仍然引以为傲的制冷剂就是交易物。

格林柯尔与科龙未融合之前，格林柯尔的制冷剂被拒之门外，但成为一家后，顾雏军主导科龙大量采买，当时制冷剂采购金额达到3亿元，这样巨大的订单压力，吓退了不少科龙的原班人马。一位顾雏军时代的科龙团队负责人介绍说，其实使用这些制冷剂的冰箱和空调产品，在检测时非常容易出现问题。但当时科龙已经成为顾雏军的“一言堂”。将制冷剂强加给科龙，等于变相地将资产输送给格林柯尔。

除了通过制冷剂掏空科龙，还有品牌授权手段。按照科龙电器公告的说法，“康拜恩”商标为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所有，并允许科龙电器及其属下子公司无偿使用。但员工反映，科龙电器使用“康拜恩”商标并非免费，而是每生产一台空调或冰箱就要支付30～50元的品牌使用费。也就是说，顾雏军不但利用科龙电器的网络生产和销售格林柯尔的“康拜恩”品牌，而且还向科龙电器收取品牌使用费。家电产业分析师刘步尘指出，科龙曾经是中国家电行业的金字招牌，由于顾雏军的入主，财务状况变得“千疮百孔”。顾雏军的用意不在实业，而在于资本运作。

海信未完成的救赎

2005年顾雏军被捕，科龙群龙无首，海信抱着乱中求利的想法急欲将科龙纳入麾下。

当时海信掌门人周厚健角逐的目标就是同城的海尔，科龙被其视为制胜砝码。黑电企业海信认为搭配科龙的白电资产必定如虎添翼。当时海信呼声最高，在并未收购完全成功前就放出消息，锁死了其他竞争对手。

2006年海信成为科龙最大股东，中国白色家电的新航母——海信科龙诞生。周厚健曾向媒体表态称：“我希望能够‘捡’一个科龙回来。”在他看来，通过压缩海信的资金周转、节省成本，能够消化海信付出的收购成本。不过时任美的集团副总裁的黄晓明表示，收购科龙电器的市场风险太大，这也是美的集团选择放弃的原因。

自从收购科龙后海信就麻烦不断。2006年12月14日，海信才完成收购科龙26.43%股权的过户手续，距离2005年7月海信与科龙原第一大股东格林柯尔达成收购意向已过去17个月。科龙财务状况复杂，导致过户困难重重。

漫长的过户手续，已经冲淡了海信成功拿下科龙的喜悦。2007年海信集团董事长向媒体坦诚：“如果知道要17个月，可能就不收购了。原来预期2005年12月份就能过户的，我的心都疲沓了。”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当时科龙的真实写照，刘步尘指出。

刚刚成功过户后，海信不得不直面科龙退市的“险境”。2006年科龙前三季度累计亏损4756万元，并预计全年亏损。当时算上2006亏损年度，科龙将连续亏损三年，濒临退市的边缘。财报称，科龙的持续亏损是由于顾雏军等人经济犯罪事件的不利影响，造成金融机构、供货商和经销商等对公司信心不足，资金紧张，一度出现停产。

为了保盘，海信方面主导科龙变卖不动产自救。2005年11月13日，科龙公告称将公开竞价出让公司名下7宗土地，转让底价合计1.8亿元，一举将前三季度亏损冲减到1156万元。

科龙对周厚健的考验还不止于此。科龙内外异常庞杂的资本市场关系、政商关系、银行关系，两家地处南北、个性迥异的公司的管理文化……这些无形的敌人和止损一样，让海信对科龙的整合每进一步都有难以承受之重。

当时就有分析师称，科龙一直害怕向外界坦诚自己在应对策略上的缺陷，而把责任统归于外因。这种否认失败的态度并不利于挽救科龙，相反会令公众更加失望。比如，在进入2006年后，科龙多次拒收订单并延迟了既有合同的交货日期已为业界共知。此外，海信对科龙的整合并非文化融合而是文化冒犯。“老科龙人看不上北方来的海信，认为其官僚而又死板”。原科龙高管团队负责人表示。海信走马灯式空降高管，却无一能担大任。

目前，科龙和容声在中国白电市场已经边缘化，进入科龙以后，来自海信团队的所有努力宣告无效。家电分析师梁振鹏认为，海信的收购过于仓促，事先未对收购标的做清晰的了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的仓皇出击，风险极大。

权力资本恶化的商业生态

因为政商关系，顾雏军在不具备完全竞争实力的背景下，成功擒获科龙。而在顾雏军看来，他7年的牢狱之灾，从商界领袖到一无所有的悲剧人生，也都源于2004年中国证监会针对科龙的一份询问函。他因此迁怒于几位相关的政府官员。依靠政府关系得以参与科龙重组，又因为政府的不信任而最终出局。不过他对这些官员的指控，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传言和自己的分析、判断，缺少直接的证据。

暂且不定性顾雏军和政府官员的是非对错，2001年前后，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与当地政府在健力宝的产权改革方案上沟通破局，他被硬生生地排挤出企业，后又因“涉嫌贪污犯罪”被“双规”并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创业家跌宕起伏的命运折射出地方政府与企业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曾指出，民营经济面临三条大河，其中之一不能回避的就是政商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缔造的政商关系旋转门之中，不少企业家显得如鱼得水，游戏规则灵活制定。如此积累的财富不仅风险重重，获取的过程也丧失了正义，得不到市场法则与文化两把真正的保护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说过：“企业家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在符合游戏规则下，运用生产资源从事利润的活动。”然而能真正领悟此观点的企业家并不多。创建国美两度封王、见证了大卖场“锁喉”家电厂商大势的黄光裕如今仍然身处囹圄。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也难逃牢狱之灾。

冯仑提出，中国民营企业家普遍面临着“原罪论”。实际上并非原罪，而是中国企业家在不完善的商业环境之下，过于灵活。

顾雏军等人是中国市场化初创期的丛林英雄。但市场愈成熟，丛林英雄的空间愈小，规则与创新英雄的空间愈大。

（孙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