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商关系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柳传志谈论“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的言论曾引发了一场风波。成功的企业家们是如何看待政商关系的呢？

冯仑：首先是讲我们和政策法律的关系，在这方面，我说了这句话：听党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因为没办法啊，是他们发牌，就和政治家的关系像情人关系最好，而不是嫖娼的关系，不用让他办一次事就给他一次钱，超越了金钱关系。我们不当小三，我们是和政治家精神恋爱。（原因）很简单啊，他(政治家)欣赏你啊，觉得你不错。另外，他（政治家）透过你了解社会。

我们一批企业家已经达成共识：第一要恪守企业家身份；第二企业家属于“中右”，不是极右，民主体制下，都是“中左”和“中右”交互起作用推动社会；第三，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

曾有记者问梁稳根：党的利益和亲人利益冲突时，你会怎么办？你会弃商从政吗？梁稳根，“我会坚定不移地以党的利益为第一。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这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具有的素养素质。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一种信仰信念。”

梁稳根说，共产党员有信念，有理想，在中国很受尊敬，“我从小就希望加入共产党，希望自己能与中国的复兴与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被问及对中国民营企业有何建议时，梁稳根说，十八大报告中，我首先了解了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内容，看到这个我就放心了。

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具体到与官员的关系接触，刘永行有时故意退避三舍。

2012年柳传志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表示过：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2013年5月接受央视专访时，柳传志又进一步阐述，“我只能服从环境，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坚决要给环境动个手术什么的，我没有这雄心壮志。大的环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

在鲁冠球政商关系的实践中，禹作敏入狱事件给了他很大提醒。1993年，禹作敏与天津市政府公开对抗，矛盾激化，与禹关系颇佳的鲁冠球去信，安慰禹说政府应会考虑他的改革影响力而投鼠忌器，然而事态发展大大超乎他的意料，事后鲁冠球重新思考企业家与政府的互动方式。

马云曾对创业者和企业家给出建议：“无论你在哪里，政府是一样的，爱他们但不要和他们结婚，不要和他们做生意。”

马云还说，我想今天的IT界、互联网界存在一个巨大问题，我们动不动都爬到屋顶上讲大产业、大行业发展，国家体制改革、国家政治改革，好像政治不改革，你干不了事。不了解行业情况，就干不了事。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任志强身份复杂，立场既左又右。他既是高干子弟、“红二代”，又是体制的尖锐批评者；他从房地产行业“黄金10年”中得益颇多，又对过去10年持批评态度；他是国企领军人，又长期高喊“消灭国企”；他信仰共产主义，又认为实现它的途径只有“民主”、“宪政”与“市场经济”。

王功权：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对怎么做官、怎么运用和驾驭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不清楚，但怎么招商引资、怎么搞企业，中国官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强的群体，官员都往商业上花功夫，由此导致公共权力大规模进入到经济领域。

在中国体制下，民营企业群体是弱势群体。我说“弱势群体”不是指他手头钱少，而是跟政府权力博弈过程中是一个弱势群体。我国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后，全国转向经济发展为核心，可政府却没有在法律上做更多的事给社会更大的空间。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在哈佛读博士后还要困难，在中国尤其是民营企业能成功做大太不容易了，比美国企业家要艰辛好多倍。处理官商关系或者政商关系要做到八个字，亲近政府，远离政治。

你不理政府那些中国证明纯粹是忽悠，美国也不可能不理政府，因为审批，但是你把握好一个关键，不去做使自己能伤筋动骨的事情。

王石：万科的原则是“不违规，不行贿”。从我到深圳创业开始，不行贿就是我做事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底线。我这么做，我的企业也这么做。

万科不擅长“关系”，关系分为朋友关系、权钱关系、酒肉关系。万科把权钱关系和酒肉关系都拒绝了，只要你找到市场，不喝酒不行贿是很难，但不是想象中那么难。廉洁的官员，只要你抓住他需要的荣誉感，树立品牌，成为当地政府的骄傲，也一样可以立足于市场。

有种奇怪现象是，某个官员被“双规”了，就有一批企业家受牵连。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涉及的产业链非常长，难免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而万科在全国31个城市搞房地产开发，也肯定会遇到当地有一些官员出事，但是无论如何，万科不会受到牵连。

原江苏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认为“要比政府还要了解政府，才能善于和政府打交道。在政府面前，我们始终扮演的是既聪明、又能干、更听话的角色。”严介和说，企业家要读书，第一本就是政治学。

俞敏洪最近在微博上说道，最近企业界特别热闹，商人到底应该在商言商还是谈论政治社会等大话题，成了争论的焦点。其实，商人的本分应该是在商言商，我很少听到国外商人谈论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但在中国，政治和企业的生死、商人的沉浮密切相关。

张瑞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商言商”和企业家的担当这两个问题不能割裂开来，企业永远不可能离开社会，现在一些企业家以在商言商为借口，以牺牲社会环境和社会利益为代价，不仅牺牲了社会利益，自己也不能获得增长。

在宗庆后看来，企业家应该懂政治而不能参与政治。“现在当官的不能去赚钱，赚钱的不能去当官，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宗庆后说，“本来官员就嫉妒有钱人，企业家再去抢他的钱，他更要搞死你。”

宗庆后坦言，自己不喜欢参加各种俱乐部和其他企业家组织。“有些企业家想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话语权，我想这会导致政府的不满。企业家有什么意见，自己直接提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