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交行“兵临城下”
业绩下滑、资产质量压力、净息差下降局面背后,交行在深化改革、人力资源储备与管理、业务转型升级等系列问题方面尚未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文:吕笑颜 石丹
ID:BMR2004
自8月以来,交通银行各地分行因违规,多次被监管部门处以罚款。11月20日,辽阳银保监分局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分行开出4张罚单,此前,交行北京市分行、菏泽分行、六安分行、宿迁分行、海南省份等也接连被罚。
以四川分行为例,因存在“高管及员工监督管理、印章管理、视频监控管理不到位,个人贷款管理不力,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8月被四川银保监局开出830万元巨额罚单。
从2016年底起,交通银行开始进入一个高管调整、业绩下滑、资产规模被股份制银行赶超的被动格局中。新领导班子能否改变交行近两年来的被动格局?屡罚屡犯之姿,暴露了哪些问题?这可否会影响到交通银行的深改?
最新2019年半年报显示,该行呈现业绩下滑、资产质量压力、净息差下降局面,而这背后实则是交行在国有资本深化改革的推进、人力资源储备与管理、业务转型升级等系列问题方面尚未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进入2019年,国企改革进入业务深度融合、触及监管体制改革的深水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担着为实体经济输血任务的银行业,在每一次国企改革中都实现了自身的超越。作为历次金融领域改革先行先试者、银行业深化改革首家试点的交通银行如今怎么样了?针对利率传导新机制(LPR)下如何稳定息差、零售业务放缓、信用卡暴雷及不良资产处置、营业收入在六家国有银行及招商银行等7家银行中垫底且与招行差距不断扩大、深化改革现状、难点、未来规划及业务调整、银行定位等一系列情况,《商学院》记者向交通银行方面发去采访函,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营收垫底,净利增速远不及招行
从2019年半年报显示的6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招商银行的业绩情况来看,在7家银行中,拥有百年历史的交通银行已然垫底,资产规模被邮储银行超越,营收与净利润被招行远远甩在身后。
如在净利润方面,交行的增长较为缓慢。截至2019年上半年,交通银行净利润427.49亿元,仅高于邮储银行,不及工行、建行、农行、中行。同时,净利润同比增速则垫底,为4.85%。此时,招行净利润508.58亿元,同比增速13.35%。
具体来看,二季度营收环比下降9.69%,一季度环比增长13.28%,大幅放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净息差的翘尾因素正在消失。
此外,交行2019年上半年净利差1.48%,是七家银行(包括国有四大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中的最低。
据业内人士表示,实际上,不论从资产规模还是吸储能力来看,四大国有银行和邮储银行都拥有股份制银行无法比拟的优势。而在股份制银行招行方面,2019年上半年,招商银行的贷款和垫款年化平均收益率高达5.31%,这主要源于其零售霸主的优越地位,上半年招行的零售贷款占比达到51.79%,而交行的占比只有32.75%。
交行在吸储方面欠缺优势,同时又以企业业务为主,导致其净利差低于同行。
零售遇冷、资产质量仍不及同行
在“得零售者得天下”的当下,交行上半年在零售业务领域的业绩却不尽如人意。
其中,在零售贷款领域,从规模上来看,交行零售贷款业务只有1.65万亿元,在总贷款中占比最低,只有32.24%,尚不及总贷款的三分之一。而邮储银行与招行零售贷款业务在总贷款中的占比均超过一半,分别位列7家银行中第一、第二。
而从零售贷款业务的增长情况来看,上半年,交行的零售贷款业务增速只有1.14%,居于七大行末位,未及招行11.43%增速的零头。
另外,在贷款中,交行上半年的零售贷款同比增速为5.53%,对公贷款同比增速为7.75%。结合较2018年末的增速1.14%来看,2019年交通银行的零售贷款显著放缓。关于原因,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结合半年报的个人贷款细分可以发现,信用卡贷款余额比年初下降了约10%。显然是信用卡不良爆发,使得交通银行不得不猛踩刹车。
从贷款结构来看,交行的公司贷款占比较高,行业风险较为分散。不过,从贷款分类来看,交行则不占优势。
在其贷款中,一般信用风险较低的信用贷款占比为30.98%,信用风险较高的保证贷款高达17.04%,相比之下,“零售之王”招行的保证贷款占比只有10.97%,而业绩表现在四大行中处于中等水平的农行,其保证贷款占比也仅为11.68%。
目前,交行的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已经处于稳定水平。不过,资产质量仍不及同行。
截至6月底,交行不良贷款755.08亿元,比一季度的746.62亿元增加了8.46亿元,而不良贷款率为1.47%,与一季度持平,仅次于工行不良贷款率1.48%。而邮储银行、招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0.82%、1.23%。
截至6月底,交行的不良拨备覆盖率为173.53%,较一季报173.47%、2018年末173.13%略有提高。不过,依旧居于七家银行末位。信用卡不良率显著提升至2.49%。对于信用卡暴雷及不良资产应对规划,记者在采访函中亦所提及。
错失零售大风口
今年上半年,交行营收在7家银行中垫底。事实上,早在2015年,交行的营业收入就已被股份制招行超越。尽管近三年多以来,交行一直在奋力追赶,然而事与愿违。从2015-2018年,招行与交行的营收之差也在不断扩大。
而在营收增速方面,除2017年之外,2013年-2018年间,招行营收增速均遥遥领先于工行、交行。除了总资产还高于股份制招行外,交行在营收、净利润、零售业务等方面均显逊色。
事实上,在2004年引入汇丰银行后,交行就开始把零售银行业务作为发展和转型的重点。只不过,从战略摸索到确认,却用了两年、也晚了两年。
直到2006年,交行才明确表示,在制定战略发展规划时,将业务转型放在了相当的高度,提出“打造一流零售银行”的目标。然而到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全球金融海啸,此时交行并未能实现2006年提出的零售业务转型三年目标,零售存款、零售贷款、零售业务收入占比三项数据均未达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益于零售业务转型的扩张,招行在2003年底至2008年底这五年间,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年均在同行中名列前茅。
2018年交行战略调整为“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最佳财富管理银行”,“零售”字眼逐渐模糊。
如果论国际化,交行的海外业务和国际战略均比不过中行,而综合化竞争水平,又难以与工行、建行匹敌。在过去十年间,诸多股份行发力零售转型,诸如招行、平安、民生等一批银行试图弯道超车。
“四大行”梯队上不去,转眼却被股份行小弟们逐渐超越——交行这十年,过得颇为尴尬。对于未来交行的整体定位、业务侧重及调整规划,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何以深改破局?
如果说,十年前的交行面临的是“上不去,下不来”挑战——往上,无论体量还是市场综合竞争力,均难与第一梯队的四大行匹敌;向下,作为第一家全国性股份行,交行骨子里似乎又有浓烈的国企作风,缺乏真正股份行的灵活性。那么,现如今,交行已然是兵临城下。
交行并非没想过改变。2014年7月,交通银行在业内首个提出深化改革的建议。2015年6月,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同意,正式承担起中国金融改革的试点任务,从完善商业银行治理机制、完善授权经营制度以及深化用人、薪酬和考核机制改革等三方面推进改革。
时任董事长牛锡明2016年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就表示,用人权和薪酬激励是改革中的难点。管理层和员工持股则需等待相关政策出台。
截止到新任行长任德奇接任前夕,交行的深化改革成果其实并不令人满意:引进腾讯、复星等民营资本失败;汇丰银行没有增持交行股份,增加国际资本受挫;传闻中交行有望率先获得的券商牌照仍没有下文。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相关政策尚未出台,交行此前备受市场关注的员工持股计划目前并无进展。
2005年6月,交通银行率先登陆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当时,财政部作为交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约21.78%。汇丰银行作为外资,只能持有19.99%股份。如何保证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党委会顺畅运转,这是交行面临的中国式公司治理难题。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2006年前后,股改后国有大行的高管任命与调动,基本由中组部建言或决定。这样形成的局面就是:一方面,大行的高管任命充满了行政化特色;另一方面,按照市场薪酬聘请有能力的人,需经董事会同意后上任。据某交行内部人士戏称:“管理是国企,发工资时像民企——少的可怜。”
关于中国式公司治理问题其他国有大行也不例外。
交行的真正尴尬在于,国有控股的体制使得其不能像其他股份行一样灵活,而在经营过程中,其本身又缺乏明显特色,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均有较大提升空间。
近几年,交行的人事动荡更是频繁。2018年以来,高层人事集中变动。在空缺了四个多月后,2018年6月,由原中行副行长任德奇出任交行行长。在2018年半年报发布会上首次亮相,在谈及履新后的经营思路时,他表示“坚持好已有的发展战略,将已经推出的改革做实做优”。
从任德奇以往在基层工作、重视银行的科技创新能力、长于风险管理等经历作风来看,与交行倒是意外合拍。
不过,有交行内部人士透露:“从近年来交行的发展来看,全行自上而下业务风险偏好较为保守和谨慎,业务上没有太大发展,但也没有摊上大事。”
据了解交行的人士在提及交行时,对其多项业务的市场占有率有所担忧:“银行处理的就是风险问题,不可能有业务分析不出风险,但是如何判断风险、给风险定价,如何看好风口、把握好节奏很重要,而这很需要魄力。”
今年4月9日交通银行董事长彭纯辞职,出任中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目前,交行这一职位依旧空缺。
推进人事结构调整,促进“深改”显成效,对于交行来说时间并不多了,招行和其他股份行正迎头追赶。
据熟悉银行业的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说业绩下滑、风控不严这些行业共同存在的问题不足以说明交行的困境,那么交行近几年的高层动荡、中层骨干流失、新老交替不畅等管理问题,也足以说明其内部管理出现一定问题,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了一定的阻力。
(本文来自《商学院》杂志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