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身来，来回走了几步。“你说柳总他，业绩做得一般，钱也不多，大家为什么那么愿意帮他?是会做人吗?”

在“孙宏斌前传”中，柳传志改变了他的命运。“联想前传”中，他或许改变了联想的命运。无论柳传志、杨元庆他们承认与否，有很多事情，包括“孙宏斌事件”，如果不曾发生在孙宏斌身上，也一定会发生在杨元庆或郭为身上。这是联想的宿命。

5

使孙宏斌成为联想罪人的“大漏子”碰巧捅在了柳传志身上，说它碰巧是因为干部培训班结束后，柳传志去企业部给孙宏斌和他的下属训话，碰巧孙宏斌不在，便演化为一场剧烈的吵闹。

柳传志依旧是在干部培训班上的那套话，说孙宏斌还是干得挺好，但管理上有帮会成分；说企业部成绩很不错，但有“早小船”的潜在意识，而且还很明显。

他刚说到这里，底下便有几个人站起来说：“柳总，我们不是帮会。我们没有帮会成分。我们管理机制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人说完了，便有另外的人跟上，逐条逐字逐句地反驳。

柳传志没怎么搭理他们，接着讲了下去。底下的人见柳传志颇为顽固，就不停地站起来解释和反驳。秩序一时混乱，会议也就无法持续，戛然而止。柳传志阴沉着脸离开会场，他已经确信他到了必须动手的时刻。

这次不愉快的会议后不久，周玲秀找到孙宏斌，诘问他：

“怎么能这样?!”“我说怎么了?”……

相互的诘问也以不愉快收场，柳传志便与孙宏斌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孙宏斌说，柳传志跟他谈要他把那几个人家伙给开除了。

“我不能开除，”他说，“柳总我不能开除!”

在孙宏斌的记忆中，柳传志跟他谈过好几次，最后一次跟他谈的时候，柳传志说：“小孙你是要我，还是要那几个‘青瓜蛋子’?”他的潜台词很明显：你到底选择“加我减他们”还是选择“减我加他们”?

孙宏斌沉默了半晌之后，说：“我要那几个‘青瓜蛋子’……柳总，我把他们开除以后，我在这个部门威信何在?我没法管了，我干不了。如果他们真有问题，我肯定会开除他们。我对他们评价不坏，你并不了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给你提了点意见。现在不能因为这件事就要开除他们，这叫我以后怎么管?”

那时候，二十来岁的孙宏斌并不知道那是柳传志对他的暗示，最后一个暗示。

孙宏斌最终的选择是告诉柳传志：“坚决不开除!”他并不知道柳传志对他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直到后来他才略微清晰：

“……我一直觉得他在那个环境里面身不由己——包括他对整个局面的把控和与老同志的沟通，包括他的位置。到了元庆那时候，柳总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对老同志的处理，都已有了非常成熟的想法了。”

多年以后，孙宏斌颇为感慨地说：“我性格还是比较刚，所以我跟柳总这种碰撞，其实很多地方现在看来是误会，很多地方是性格上的碰撞。如果我要是稍微……就没这事了。柳总可能也没这事了，性格的碰撞啊……”

他相信，正是他最后的选择，为他打通了通往监狱的道路。“其实那件事情最大的冲突就在这里，最终激化就激化在这个地方。”而那一场情感上的抉择，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那间会议室，那戏剧化的场景，那种种矛盾和冲突，那内心的痛苦，如今仍时常找到他，使他对那片刻的记忆清晰如昨。

也只有到了那时候孙宏斌才终于明白，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青瓜蛋子”做出了牺牲。事实上，他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性格和两种文化的冲突做出了牺牲，为一个“联想局”做出了牺牲——为了大局，柳传志请他出局了。

他相信，所有矛盾的爆发都因为文化的冲突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他记得郭为刚到联想的时候也很横，说什么“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就是要当元帅”之类的话，很是让一些人不快。现在，所有连续性的矛盾都聚集在这一刻，它们迫使柳传志做出最后的决定，而这决定几乎毁掉了孙宏斌的整个人生。

自从1988年来到联想之后，孙宏斌确实干得不赖，这使他赢得了柳传志和李勤的信任，也使他的职位和权力迅速飚升。没有人怀疑，在柳传志布下的“联想局”中，他将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

事实也是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从普通员工变成了主任经理，而在他被柳传志端掉前夜，他还获得承诺将出任业务一部和业务二部合并后的业务部的总经理——尽管这事实上只是柳传志端掉他之前的缓兵之计——与他几乎同时进入联想的杨元庆获得这样的权力时，已是1994年的春天。.孙宏斌权力的迅速膨胀至少让一些“创业者”不安，这个新的“入局者”使他们感到威胁。孙宏斌说有一些人始终对他不放心：“柳总他不知道实际的情况，而老同志一直在向他反映我们的‘问题’。我想肯定有人向他反映了，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柳总肯定对我有些不信任，但是我干的还行……”

在孙宏斌的记忆里，柳传志因为不信任他，有一次就亲自跑去了长沙跟当地员工交流。他们交流的效果似乎不错，那些人都说分公司和孙宏斌的管理挺好。

柳传志后来也承认他们干得不赖：

“……从(1989年)10月份起，企业部建立了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据报达到了2400万。在解决干部的配备问题上，他们有创新思想，敢于进有能力的人，这对于我们有震动，有思想突破。”

但孙宏斌和他的下属们实在太强势了，在与“创业者”的对局中，他们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被减掉的危险。他们的权力之大也让总裁室感到难以控制，而他们的行动又给总裁室种下了“太独立”的坏印象。这一切逐步地累积，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孙宏斌似乎很有一套手段来驾驭他的下属，这点令柳传志也佩服不已：“那些人的确都很听他的话。我听说后来在监狱里，别的犯人也都很尊敬他；到了他后来办公司，很多女员工都暗恋他……”

毕显林记得他陪柳传志去听孙宏斌他们的一些会议时，他跟柳传志刚一进门，整个屋子里的人就跟军队一样，“腾”一下起立，看着孙宏斌的脸色和他的口令。等柳传志他们都进来以后，孙宏斌喊一声“坐来”，他们才都一起坐下。“孙宏斌那是一呼百应，我很佩服，这小子这么年轻，就管理的这么好，真是跟部队一样，而且他们的口径又特别一致，心又特别齐，弄得挺好，”毕显林说，“不久以后，我就听说他出事，说他们要拉出去另立山头。”

尽管没有另立起山头，这个人还是让柳传志感到些许恐慌。在“孙宏斌事件”之后，柳传志给孙宏斌的下属们总结出三句话：“只听孙总的，假装听李总的，不知道有柳总。”“不知道有柳总”是因为从1988年开始，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只听孙总的”使他相信孙宏斌的管理有帮会成分。

6

1990年3月下旬，干部培训班后几天里，事态的发展渐渐地脱离了孙宏斌的控制。而他和他的“兄弟”们的不冷静，最终促使柳传志下手。促使柳传志最终下手的，是孙宏斌他们的一次聚会。

有一天，整个企业部的人在北大勺园餐厅开会。他们的情绪异常激烈，就连孙宏斌也十分激动，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自从柳传志要他开除那些“青瓜蛋子”以来，他就被这种委屈包围了。在那天的会上，有人激动地说应该卷款逃跑，也有人说要赶紧独立，把货款转移走。

有一个密探向柳传志告了密，所以当天晚上柳传志便约孙宏斌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

柳传志与孙宏斌谈话的地方在科学院南路老联想的办公楼，平常孙宏斌他们办公的地方在中关村大街，与四通在同一栋楼上。孙宏斌到来的时候，柳传志并不知道孙宏斌的几个下属也尾随而去。

柳传志告诉孙宏斌，他已经知道了北大勺园餐厅聚会的事情，也知道了他们激烈的态度。孙宏斌记得：

“柳总说，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说我领导不了你，咱们俩都受到冲击。他说在香港的时候，看到你们企业部的小报写的东西，这个东西只有你能弄得出来，别人们都弄不出来。”

孙宏斌在他们的“小报”上写的文章是讨论“当前的形势下业务该怎么干”，但有了勺园的聚会之后，再讨论怎么干已经毫无意义了。

“后来他说咱俩当不了同事，他说这样咱俩好合好散，咱俩做不了同事做朋友。他说你自己到分公司去，随便选一个，你要愿意干哪个都行。当时我没听明白，我理解是无论哪个分公司让我选一个自己去干。后来我说不必了，我说柳总我还年轻，我才二十几岁，我自己再去干。我说不必了，我自己走。他最后一次跟我谈，第二天就……”

事实上，在与孙宏斌推心置腹地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前，柳传志已开始着手布局，安排各色人等秘密行动，以求一举端掉孙宏斌。他已经绞尽脑汁想出了端掉孙宏斌的办法。多年来，每次遇到让他感到棘手的问题，他都要殚精竭虑老半天，从他所深谙的中国智慧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谋略。

最初他想先把孙宏斌控制起来，可那样算是非法拘禁；后来他派人去找公安局，公安局的答复是没有任何证据，不能抓人。于是柳传志就与派出所商量了一下，以其他的借口将孙宏斌“软禁”了。这便是柳传志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这“非常时期”，就是他所谓的联想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柳传志召开了一次会议，住在清华大学的孙宏斌也参加了会议。柳传志在会上宣布，他自己担任企业发展部经理。孙宏斌被解职了。

会议结束的时候，孙宏斌的脑子中嗡嗡乱叫，他甚至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太突然，一切都出人意料。更令他意外的是，他被“软禁”了。

“开始在西苑宾馆，有一堆人看着我。我在睡觉时，每天晚上床边坐两个人看着我，怕我自杀，我却呼呼大睡。”

负责看守他的那几个对他很是佩服，态度也还和蔼。一个叫郭华的说：“看来你还真是个人物，还能吃能睡，呼呼地睡。”

孙宏斌说：“我是累的，天天都累。”

从那时起，孙宏斌就失去了自由。但孙宏斌还是整夜整夜都沉浸在平静之中，他有时候会忘乎所以地感到事情并不严重，浮想联翩，眼前出现自己恢复自由后要描摹的蓝图。他相信自己会得到安全和自由。“我一直坚信我没有事，如果有事的话，我可能就逃了”，他说，“当时要走还是有机会走，可是一直坚信我没事。”

戏剧化的场景不断上演，先是一个姓杨的人要拿走他的BP机，他们发生了冲突，七八个人差点演化为一场暴力游戏。几天后，当他被转移到北京西北郊的东北旺时，又上演了他的几个下属“劫狱”的戏剧。看守他的人和拯救他的人手持家伙对峙时，他站在房间的门口，大声呵斥他们，要他们马上离开。他们果然听话，乖乖地离开了。

即使被送入看守所，孙宏斌也未曾想到他的幻想将告毁灭；即使拿到海淀区法院的判决书，他也从来没有相信他会有罪，会被判刑。但是现在，他不再欺骗自己了。他知道，一切的反驳和反抗终将变成毫无意义，惟一可以安慰他的，是联想集团最终还为他求了点情，少判了他几年。

很多年之后，已经东山再起的孙宏斌与柳传志聊天时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将他推进了监狱的大门。是柳传志，是许多个柳传志，他们都把这当成了联想集团生死存亡的大事；是他那些情绪失控的下属，是许多个讲义气、重感情的“青瓜蛋子”，他们要拯救他，却差点毁灭了他。

“因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人在做事，其实当时前前后后就那么几天时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过激的话，可能柳总都知道了……仅仅过了几天时间，我就已经无力控制局面了。”

有时候孙宏斌会感到沮丧，他觉得他们的那些话如果在一年内，甚至在两个月内说的话，他都能控制局面。但是，在局势最混乱的几天里，在每个人内心都充满愤怒的几天里，在他被“控制”起来的几天里，他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一丁点能力。

然而，所有这一切最终会归咎于他个人，这是他必须承受的宿命。事过境迁之后，他自己倒也坦然：

“现在我也觉得，你作为领导的人，有的功劳是你的，有的委屈也是你的。因为有些功劳本不是你干的事算你头上了，所以有的委屈也并不是你的事，算在你头上也很正常。为什么别人干活，都算你头上?因为你是总经理……每个人都在受偶然性影响，我觉得每个人都得认，不管好的坏的都得认，……要那帮人不胡说八道就没事了。”

他也从来不相信自己手下的那些年轻人有多大坏心，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更不相信他们是黑社会。“他们都是年轻人，他们比我还年轻”，他说，“当时那种气氛下，他们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再加上当时联想老同志又比较多，于是便促发了这件事。”

那段历史于是就变成了一段苍白的记录：“1990年5月28日，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10天后，被正式逮捕，案由是挪用公款。1992年8月22日，在海淀看守所经过漫长的27个月后，孙宏斌接到了刑事判决书，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挪用公款13万元。1994年初，孙宏斌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1年零2个月，1994年3月27日刑满释放。”

是太多的偶然性促发了这件事，是太多内心的冲突促发了这件事。传说中的卷款潜逃并没有发生，但孙宏斌依旧被判了5年徒刑。或许在1990年春天，必须有一个局中人站出来解决当时正在交锋的两种观点，以自己的出局来抚慰两代人的内心，而这个人碰巧是孙宏斌罢了。

而对于柳传志来说，一面是当年的“老兄弟”，他们无力驾驭这批年轻人带来的新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一面是一个叫孙宏斌的“刺儿头”，要他做出一个加减法(加N减1)选择，几乎无须耗费任何时间。

“我是把很多本该发生在三年里面、十年里面的事情，集中在一年里面，或者三个月里面发生了。”有一次孙宏斌说。

现在，孙宏斌变成了一个囚犯，他生活的场景已经改变。一间牢房里面住了三十多个人，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画日子，一天一天地画，一天一天地想离开这无限漆黑的生活，想出去大吃一顿。

“不知道什么叫油水，真的没有油水的话，你可以吃很多特别油的东西。没有糖水你可以吃很多巧克力，因为你身上缺糖了。你缺油水，肥肉你可以吃三斤……”

即使缺乏油水，他依旧没有瘦下来。他吃什么都长胖，主要是因为不怎么运动。他在号子里面也挺受尊重，可能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的硕士生，在号子里面属于超级知识分子。在那里，他学到了一些流氓的黑话，譬如“走的是面，玩的是腕”，懂得了“在江湖上，在流氓的江湖从来不是靠腿、胳膊粗”。 7

1994年3月27日是孙宏斌永远忘记不了的日子。在这一天，他刑满释放。那天他走出监狱的大门，看到了自由世界的第一抹阳光，呼吸到自由世界的第一缕空气，开始设想自己的未来。

他在监狱中得到的一切，平和、冷静、像个哲学家一样思考问题，看起来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

他在监狱里已经思考过未来。那时候他老婆去探监，说她妈一个月给她200块钱去看他时，他就决定要介入房地产经纪这行当。那时候卖房子的、帮别人卖房子的和房地产信息的都已悄然兴起，吸引孙宏斌的，是这个行当不怎么需要钱。

他没有在北京逗留，没有与那些期盼与他见面的人喝酒、聊天，讲述监狱中的生活。他要告别过去，告别1990年春天的世界，一个残酷的人的世界。他当天就回到天津，不久后便开始做房地产代理。办执照时费了一番周折，不过这难不倒他。他的公司名字最终确定为“顺驰”，意思是一个姓孙的人的公司。

在孙宏斌走出监狱大门前的第18天，他与柳传志见了4年来的第一面。那一次，一位教官(他们都叫“政府干部”、“队长”或“干部队长”)派他出去买个软件，他就找了个人与柳传志联系，说是想见一面。

中午的时候，他跟柳传志在新世纪饭店楼顶上的那家川菜馆吃了午饭。他告诉柳传志自己准备做房地产代理，柳传志问他：“你行吗?有什么优势?”他便将自己的设想和盘托出。柳传志说：“如果要什么的话，我个人，包括李总，包括张总，我们以个人名义入点股，投点钱……”尽管他婉拒了柳传志的提议，他依然很感动，其实当时已经有一些朋友愿意出钱帮他东山再起，也都被他谢绝了。

他们不可避免地谈起了往事，谈起了1990年的春天。已经从绝望中走出的孙宏斌对柳传志说：

“我反思这段经历，更多地找自己的问题。我当时比较年轻，比较气盛，或者说比较急躁，其实还是太嫩，很多事情想得太简单，出了这些事还是在自己，但是这种经历，我不希望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怎么能从前面的吸取教训，怎么将来走得更好……”

事实上，多年来，柳传志的心中始终没有放下这块石头，在内部会议上他总是把“孙宏斌事件”当作一个公司的关键时刻来描述，将孙宏斌作为一个反派主角来刻画，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呢?

“我想柳总也一直在想这件事，这件事对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小事，不是可以随便放得下的”，孙宏斌说，“这是我当时的基本判断……柳总还是愿意让我，还是愿意帮我，对过去如何判断，当时没有说太多。”

他回到天津筹备“顺驰”的时候，他老婆听说了他与柳传志的聚会。她哭了，说你忘了受的苦吗?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沉默。

四年时间改变了太多，中关村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中关村，联想也不再是昔日的联想。杨元庆开始获得广袤的空间，他将挽联想狂澜于即倒。柳传志也不再是当年的柳传志了，在他猫在号子里的四年中，柳传志开始被剧烈的美尼尔综合症折磨。

他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和一些朋友去东四十条桥保利大厦里的“伊甸园”喝酒，他看到那里灯红酒绿，看到漂亮的保加利亚女招待，感到不适应。一个人问他：“你跟柳传志是不是使的缓兵之计?”

他说：“不是。”“你跟我说实话。”“不是。”“你肯定不是实话。”“我肯定，不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真是使缓兵之计，计划等你磨刀以后再怎么着的话，那么你就永远没戏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想不开，别人早晚能看出来。如果想不开，我出来以后拎着把刀子就把柳传志给宰了，但是你拎着刀子，谁也不敢跟你打交道了，你这一辈子就永远没戏了。但如果你把这件事划得开的话，有什么事还能划不开呢?所以你必须划得开。有了这种心态以后，你做事可就一定是正的，一定不能去假装什么。”

他的朋友听完之后就开始沉默、喝酒，而他却知道自己获得了新的生活，一种超越1990年春天的境界，一种“特别正面的、一直往好处想”的充满希望的生活。他开始通晓中国智慧，看到加法哲学在大部分时间里优于减法哲学。

有时候他会回忆起自己接受审讯时的场景，想起那些检察官们问他：“你还不说?”他总是记得自己当年的回答：“我说什么?”

他后来说：“我这个人不是很爱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过多少事，我也懒得理会他们知道什么，因为这不重要。我是一个不太爱往后看的人，我一直往前看。”

9年来，他一直往前看。他与柳传志相逢一笑，泯了恩仇。他还与联想控股的子公司融科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合作，一起在天津、北京房地产市场上搏杀。

9年来，顺驰已经在天津家喻户晓，坐上了天津房地产界的头把交椅，2002年以超过15%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于第二名。孙宏斌期望顺驰2003年能够在天津获得超过20%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天津新开盘的每5栋楼里面，就有一栋是“顺驰制造”。他的胃口不止于此，他带领顺驰进军北京，他许下了获得北京房地产市场前三名的承诺。

顺驰干得不坏，但孙宏斌却隐居在顺驰的光环之外。他有意地不让自己去吸引公众的注意，却不露声色地创造着奇迹。他将一切奇迹归于他的企业，而让人们忽略真正的奇迹创造者。有人形容他说：“在房地产界，孙宏斌属于典型的不事声张的实力派。”

杰出的企业家总是拥有惊人的学习能力。1999年，孙宏斌从顺驰消失了，他去了哈佛读AMP。他想知道哈佛商学院是如何培养商业领袖的，想听听来自全球各大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都在干什么、说什么、想什么。他试图让顺驰的理念和模式进入世界水平，在他看来，未来的顺驰应该是世界级的。

但顺驰的营业额并不是十分高，在2003年也没有超过40亿，离世界级依然遥远。然而孙宏斌总是相信：“干自己该干的事，把自己该干的事干好。”

他在顺驰制造了惊人一致的话语体系，并且惊人地与世界接轨。他使他的员工惊人地充满激情，“女人像男人，男人像牲口”。

因为跟联想合作，联想派人到了顺驰以后，很多人感觉跟在联想一样，文化很相近。孙宏斌曾经对柳传志说：“这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但他的内心却在想——“我离开联想的时候，联想还非常小……”

尽管那时候的联想非常小，但是联想对孙宏斌的影响依旧很大。那一段联想之旅让他刻骨铭心。那一段的砥砺也让他相信：好企业的文化氛围是一样的。他放弃了执著，明白自己“没有这个经历可能也没有今天”。他相信那一段漆黑的人生使他的胸怀更宽广，他不再是一个较劲儿的人，既不再跟别人较劲儿，也不再跟自己较劲儿了。

他也更加理解柳传志，他说：

“这些年，其实我从柳总身上学得最多的，是他做事非常坚决，另外他又很宽容。这两方面对我影响很大。柳总在反思这件事的时候，他实际上也在提高。但要从头再来一次，我估计他还这样做。也许我碰到这样的问题，也这样做。没有对错。当时柳总说，他把这件事当成联想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那种情况下的那种坚决，是柳总骨子里的东西，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就不是柳传志了……”

他有一次还说：

“当时的情况肯定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严重，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必须那样判断。因为环境在那里，周围老同志都那么说，那些年轻人确实说过那样的话，他只能做那样的选择。柳总还是为企业负责。他是一个要求过于严格的人，他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严格。他对这个企业的感情如此深厚，我想他为联想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后悔。”

然而除非柳传志确信孙宏斌在联想历史上的地位，否则孙宏斌永远不敢相信，他曾站立于联想分水岭的潮头。是他点燃了联想两代人之间的观念冲突，是他促使柳传志改变了联想的管理风格，是他的牺牲成就了联想的权力转移。

他曾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一个入局者，最终却从一个局中人变成一个局外人。所有人都只关心1990年春天他与联想集团博弈的结局，而局后的那场变革才是他屹立潮头的惟一证据。

他总是说他从柳传志身上学到了很多，但他不大可能明白，他给予柳传志的远远超过他从柳传志那里得到的。如果说今天的柳传志是一个巨大光环，那么他就是那个无意中点燃光焰的顽童。

特别备注：2003年2月19日，孙宏斌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取消原判决，改判无罪。2003年10月22日下午，事隔十三年半后，孙宏斌申诉成功，他收到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撤消1992年8月22日判决，改判无罪。在改判的过程中，他得到了柳传志和联想控股公司的全力支持。拿到判决书的那天，他恨不得打电话告诉全世界的人。他用十三年半的时间守望到一个清白的四年，守望到一个与1990年春天完全不同的世界。顺驰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也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

改判过程中，联想就“孙宏斌事件”出具了一份说明：

孙宏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联想集团职员，负责联想集团除北京以外全国各地的业务发展，他领导的团队管理着当时联想在各地的分公司。在此期间，孙宏斌和他领导的团队在管理理念上与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乃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试图独立掌控资金，使其所管理的业务独立于公司的监控体系之外，也确实造成了资金在公司财务体系之外的运行缺乏监督监控的事实。而且，当时在孙宏斌的团队中有一些人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放言要将公司的款卷走，这样的行为已处于法律边缘，由于难以判明孙宏斌的主观动机，为了控制事态发展，防止损失，公司采取了果断措施，请求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孙宏斌因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公司了解到孙宏斌在服刑期间有着很好的表现，对自己错误的做法有了很好的认识。在孙宏斌出来后初期创业过程中，给了积极的扶持和鼓励。目前联想控股旗下子公司与孙宏斌在业务上有很好的合作。我们希望孙宏斌的业务能够得到顺利发展。

事过十几年，对于孙宏斌申请再审的诉求，联想控股公司不持异议，对于法院依法重审改判，我们认为是国家审判机关独立行使法律职权的行为。我们予以尊重。

（文章来源：商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