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联想局》书稿未删减版，书稿成稿于2003年，出版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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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那种领导人像丘吉尔、罗斯福，年轻的网络经济先锋像杨致远这些人，其实都是某一个机会促成了他们的成功，一下子，偶然的一下子……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偶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今天这样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关键事件、一个关键时刻让他成长，那个事件对我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件……”

一个男人节奏舒缓、语气柔和地说。这是个其貌不扬的男人，个子不高，微胖但不影响给人的干练印象，面容倒也和蔼，只是总显得很忧郁。

他经历过难堪和痛苦的生活，感受过“最苦寒江似酒，将人醉过深秋”的抑郁，如今他已放弃了愤怒、压抑和自怨自艾，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然后平静得近乎冷漠地讲述着往事。

有时候，如果心情不坏，而他又愿意陷入回忆，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在监狱中的孤独、绝望和正在进行的漫长一生，前面是清晰的、混乱的道路，后面则漆黑一片。我们可以略微想象一下，一个习惯于演讲的鼓动者突然失去了听众，他到底会是孑然屹立的英勇形象，还是寂寞无助的一个可怜虫?

“一天一天，在那里面度日如年，但是又度年如日，为什么呢?因为你每一天是完全一样的，你往回看的话，你每一天完全都一样，一年过去和一天一样，但是过一天也跟过一年一样。我觉得度日如年，度年如日，高度统一了……那两年，我每天，每天画日子，一天一天地画……”

孙宏斌

十年前，没有人知道孙宏斌还能干些什么。那时候，熟悉他的人都以为他将从此开始庸常的、漫无目的的人生。如今，即使他自己也可能相信，他是偶然造就的一个时代英雄；在一些人眼里，他依旧庸常而神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却高大而伟岸。

他优柔寡断、感性永远多于理性、脾气急躁、懒惰……他承认他曾走入局中，也曾被别人减掉，但现在他是加法哲学最忠诚的奴仆。正是他的加法哲学，他的中国智慧，正是他这些并不出色的性格，正是这个充满无数偶然性的大时代，让他成为出类拔萃一代的代表。

山西临猗人孙宏斌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曾经对人大喊大叫，如今已极少失态；他的激情曾使他失去过自由，也给予了他声望和财富；他曾经飞扬跋扈地生活，如今则像个平凡的生灵，平静地生活在尘世中。

2

在武汉水电学院读完合流力学动力学后，他到清华大学水利系读了计算流体力学专业。他的专业要求他经常性地陷落到高精度紧致方法、边界条件、网格技术中去，在流体物理和计算模型研究中观察液滴与固体壁面碰撞和无粘流动与粘性流动的相互干扰。

这样的生活并不有趣，但至少可以为他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在清华大学得到一张硕士学位证书后，他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工作了三年，每天依旧与计算流体和计算气体互相依靠。在学术上他已经干得不赖，但他总觉得不甘心，他相信“这个东西，再做十年二十年也就这个意思”。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开始成为鱼龙混杂之地，猪还在村庄周围嚎叫，杂草依旧覆盖着街道，英雄和懦夫已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权力者们正在自己的剧场上踌躇满志，信通的金燕静尚未东窗事发，四通的万润南亦未潜逃海外。“那是真正的冒险家乐园，”有人说。卖盗版碟片尚未成为一时之风尚，但攒机的生活开始让很多人乐此不疲。

“下海”成为一种时尚，也成为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不多选择之一。有一次孙宏斌说：

“其实我们说下海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说的，那是真正的下海。我们那时候包括我、郭为、陈恒六、杨元庆这一批人，当时下海还是学做生意，那是真正的下海。在我们前面下海的那些人，老人多，学历低的多，计算所很多人下海是因为在所里做的不好，联想下海的这帮人，也主要是六室搞外部设备的。做大型机的人，不会走的……”

无论如何，在那时候“下海”，依旧需要点决心。能够让孙宏斌放弃乏味但体面的学术生活，开始冒险家生涯的，不是一种试图证明自己能力的欲望，而只是一种对未来人生的焦虑：

“我觉得做生意最起码看不到头，而做学术能看到头，最多就是高级工程师，或者弄个教授当当，一眼就能看到头。你基本上能看到你六十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你当了所长，当了院长，都上能看到头。但是你要做生意，你却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前面都是未知的。在当时那种情形下，谁也不知道如果做生意将来会怎样……”

是的，孙宏斌几乎不会想到他日后将拥有天文数字一般的财富，也不大可能想到，通往这巨额财富的，是一条坎坷的道路，而这道路至少要越过一道监狱的大门。

“我最近看了本书分析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是很多偶然事件造就了领导人——比如说‘9•11’造就了布什，二战时的罗斯福、丘吉尔，其实都是被一些事件造就了。咱们过去说时世造英雄，就是因为时世充满了无穷偶然。一家企业的发展，甚至一个人的发展，也有很多偶然性，我去联想事实上也是挺偶然的……”有一次他说。 1988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命运。

他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聘广告。他此前并没有关注这家公司，那时候真正一时风云的是“两通两海”。他拨通了招聘电话，接电话的人叫陈恒六，他正是招聘的负责人。他们在电话了聊了一会，彼此感觉不错，陈恒六似乎对他的背景颇感兴趣，于是，他来到还未叫作“联想”的联想，加入了柳传志布好的一个局中。他踌躇满志，却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而招聘他走进这家公司大门的陈恒六也同样不能预测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与这个陌生人产生丝丝缕缕的纠结。

3

1988年联想开始的大规模招聘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种泾渭分明的现状，柳传志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描述说是“在我们公司整个人员结构当中，以年龄划线的话，简单地分成老同志和青年同志，老同志多数是所内的，青年同志多数是招聘来的。”年龄的差异、教育背景的不同、观念上的交锋，最终演变为新旧两种文化上开始交织、碰撞、冲突，这种交织、碰撞、冲突最初还潜藏于地表之下，等到1990年春天，它就压抑不住地爆发了。而引爆它的导火索，便是一份叫《联想企业报》的内部小报。

3月19日，联想集团召开了第一期干部培训班，说是要思考“联想集团到底要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事实上，柳传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孙宏斌的问题。在那天的讲话中，柳传志说他要从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来分析，“首先以这次震动全公司的《联想企业报》和企业部主任经理孙宏斌来作为剖析的对象”。他说“小孙”有三条突出的优点：

“第一条，他有非常突出的实干精神，勇于克服困难，拼命想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把5%的希望变成100%的现实；第二条，能把自己的工作分析地比较透彻，尔后制定工作方针，也就是说能够审时度势，懂得退出画面来看画的工作方式；第三条，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同志的积极性。”

但是，柳传志也相信孙宏斌身上存在着不可原谅的问题：

“第一，不注意公司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第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比较强烈，管理方式上简单幼稚，有帮会行为。由于涉世不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必须积累工作经验，这是目前的问题。孙下边在公司工作就四种可能：第一种是可造就之大才；第二种是公司的危险人物；第三种是被磨练成庸才；第四种是愤而出走。”

柳传志用他一贯的手段表扬了企业部和孙宏斌，说“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这预示着孙宏斌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指责。

柳传志说他在香港同时也看到了企业部出版的《联想企业报》，看到了企业部的章程，看到了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也看到了主任经理主持企业部发展工作具有总裁赋予的所有权力，诸如进人、裁人、分公司经理的任命等提法。“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于是他“及时”赶回京和李勤、胡靖宇商量对策。十几年后，柳传志承认，这是惟一让他感到“心里有点发慌”的关键时刻，而其发慌的原因，“主要是不了解局势”。

与李勤、胡靖宇商量了半晌之后，他们达成了妥协：

“第一，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只能有总裁室批准下的管理制度；第二，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无疑是荒唐的；第三，李总代表总裁室就企业部授权的问题是这么说的，就是在企业部工作急需扩大时，人事部没有能力对他们的人员进行确定的时候，他们可以自己定人，然后到人事部办手续。另外，分公司经理的任命权是在总裁室，像这么大的问题要登在报上的话，一定要经总裁室的批准，但他们没有经过，这样做也是非常错误的；第四，一个部没有经过总裁室的同意，不能办自己的报纸。这是一件大事，因为下属的各个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只知道企业部，而不知道联想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是怎么发展的，我们的全局进展到什么程度，是一无所知。”

的确，柳传志可以容忍孙宏斌他们做各种各样出格的事，却不能容忍他们破坏他的布局。有时候他不停地诘问他们：“在你们招聘新人的诸多问题之中，有没有问过联想集团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有没有问过1988年、1989年公司的几件战略大事是什么?”

他有些担心下属的分公司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而非有声有色的联想集团，有声有色的总裁室。“那对远离总公司、不熟悉总公司的分公司同志们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允许的。”

4

柳传志希望联想集团强调统一性，对有能力的人，只能形成“条条”，不能形成“块块”。所谓“条条”，意思是互相制约地、互相协作地朝着一个总体目标前进。“孙宏斌非常敞开地向总裁室表明自己的心迹，他们在为联想大船拼命地工作，这一点我们当然非常信任，但是如果说我们给了他各种成块的条件，比如说有财务、进口的各种权力，就很难说他们不由自主地不开小船。”有一次柳传志说。他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证实他的担心：

“比如讲，公司里面一切营运都很正常，但就缺货款，……总裁室就特例批了一次，后面又一次，总裁室又批了，到后来假若一切条件都成熟，只是差货款，那么假若总经理不批准，就必然要形成矛盾。形成矛盾后由于该部门在其他方面‘成熟’了，不要提供支援，就会出现反感，这也是必然的，再加上还有一个‘企业部高于一切’的工作纲领；假如《联想企业报》自己就能够说，公司还给了我们什么权力，不经总裁室认可，这报纸能行吗?!”

尽管对《联想企业报》的出现大光其火，感到“造小船”的危险已经密布于联想集团之中，柳传志还是对孙宏斌评价颇高：“《联想企业报》第二期孙的讲话我认真看了，确实很有思想……”然而，所有的评价都无法阻挡他对孙宏斌和整个企业部含混地传递出信号：他决不会容忍他们造小船。他要查账。他要端掉这个窝点，消弭内心的隐患——

“对企业部提出有两点：第一是统一原则的问题；第二是考核和检查分公司营运的情况，然后再考虑如何发展的问题。”

孙宏斌没有感觉到这危险的信号，或者说他没有发现柳传志暧昧的表达背后的强硬。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说，他们开会时一切都还没有迹象，“当时柳总讲完以后，大家在一起吃饭，我来得有些晚。后来胡昭广也去了，说这就是孙宏斌，说咱们现在就缺这样的人，年轻人就得有闯劲”。

3天后，那场著名的干部培训结束了，常务副总裁李勤在总结会上又对孙宏斌和负责业务部的老贾(贾绪福)各打了二十大板，说是他们“开小船”，说他们“偏离大船结构的一些思想和行为，不是几天内形成的”，说会议当中大家纷纷表示“谁违背了大船结构思想，谁就是违背了我们公司的天条，那么违背了公司的天条就要按公司的纪律行事。谁敢于造小船，那就会受到公司的制裁……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砸烂”。

李勤说孙宏斌他们“造小船的思想也是很明显的，出的问题也是冒尖的，影响的面也是很大的”时，柳传志插话说：“说准确点，造小船的潜在意识是很明显的!”

李勤又说如果各方面造小船的条件再给孙宏斌他们准备好一点，这种潜在意识发展下去，最后这条小船它必然要造出来。

“这不是说孙宏斌或者企业部本人怎么样，不是说这年轻人思想上怎么就那么坏，它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个事放在我的身上，我也要往造小船的方向去发展。……因此就冒出了《联想企业报》等等这样非常突出的偏离大船结构思想的思想问题，使公司上下都引起了震动，甚至使有些同志思想上都产生了点混乱。”

李勤对孙宏斌印象一向不坏，他认为孙宏斌之所以成为“批判对象”，固然有他本人的原因，但也少不了贾旭福的煽风点火。事实确也如此。所以，李勤又颇为严厉地说老贾很多方面都有问题，说老贾在这次培训班上的态度是不端正的，并没有认真检查自己。他本来认为老贾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比较早地跟他谈一谈，但后来他和柳传志分析了一番，觉得这些问题早就与老贾谈过，再谈就没什么意思了，“谈完后嘴里承认，在下边还是这么干就更没意思”。

李勤说他们想在这次培训班上彻底解决老贾的问题，说老贾应当看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却并未看到；因为老贾开会的时候反驳对他的批评说：“领导上知道我的问题，下边也知道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问题，我希望领导能给我摆个十几条出来。”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叫李勤和柳传志很生气，觉得这是老贾的“叫板儿”。李勤说：“叫板儿的方式到这儿来谈，我认为绝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参加会议的所有人没一个这么说问题的。”

事实上，老贾一直在叫板儿，李勤发现在与孙宏斌对局的过程中，“老贾在一些言论和行动当中，就是坚决不支持企业部的工作，而且也不同意别人支持”。

“这个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李勤说，“应当认真讲，老贾始终没把这问题说清楚，到底思想根源是什么?是不是企业部发展起来就认为自己的饭碗没了?就从这种狭隘的个人或本位主义的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些问题呢?……总之，我们希望老贾一定不要辜负我们的一片心。老贾你也不能逼着我们做出‘挥泪斩马谡’的事。”

孙宏斌对李勤的各打二十大板已无印象，他甚至不记得自己在随后的讨论中，面对各种各样的或严厉或温和的批评，信誓旦旦要“来一个急转弯，来一个猛醒”。李勤常务副总裁后来说“这是必要的”，否则“肯定会捅出大漏子”——

“作为孙宏斌本人和其他同志对这问题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就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应该猛醒……要不然你这个年轻人老是自我感觉这么良好，老是自我意识这么强，(老是觉得)你(自己)干每件事都是无可非议的。由于你的资历(浅)，由于你涉世的深度(不深)，(我)肯定你逐渐会捅出大漏子。”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波澜不惊，事实上暗流依旧汹涌，只是短暂平息而已。几天后，孙宏斌果然捅出了“大漏子”，正是这“大漏子”使他失去了四年的自由，使他成为联想历史上著名的“孙宏斌事件”的主角。而当年被李勤威胁要“挥泪斩马谡”的贾绪福则稳稳当当地变成了联想功臣，至今依旧端坐于“元老院”中，细细回味自己这零零碎碎的一生。偶尔，他也会谈到孙宏斌的时候，也会忍不住炫耀自己当年对局中的成功：

“每一个人进公司的目的不同，联想有计算所170—180个老职工，他们现在大部分都退休了。他们受到的是党教育，把联想当成自己的事业。年轻人就是临时观点，好像不分白不分，不捞白不捞……”

（文章来源：商业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