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那些帮蔡英文获胜的年轻人!
台湾地区领导人第六次直选的结果,1月16晚已经揭晓。
民进党赢得“总统”和“立法院”选举的双重胜利,实现了地区领导人的第三次政党轮替及议会的第一次政党轮替,国民党则彻底丢失政~权,遭遇继1949年失去大陆、2000年失去“总统”职位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挫折。这也意味着,至少在今后的四年内,台湾本土政治体制内部或许已经失去有效遏制“法理台独”的“熔断机制”。
这次选举,最值得海峡两岸及全球华人关注的,应该是在国民党、民进党之外的“第三势力”的崛起,尤其是以年轻人为主的“时代力量”党的崛起。该党获得“立法院”五个席位,成为第三大政~党,可以组成议会“党团”,将在今后的台湾政~坛发挥关键作用。
“时代力量”党是2014年“太阳花学运”之后,由参加学运的年轻人为主成立的新政党,它的崛起,标志着台湾政坛新生态的到来。此前,对政治的“冷感”是台湾年轻人的主要标签,但从“太阳花学运”开始,“冷感”迅速消褪,甚至转换为一种激情,并在当年的“九合一选举”中显示了巨大的能量。
本次大选,年满20周岁、首次参与投票的所谓“首投族”,人数高达129万,占总投票人口的6.8%,成为不可忽略的票仓。根据台湾法律,一个政~党只要“政党票”过70万,就能获得补助款与分配立委席次。台湾年轻人因此成为构建议会内“关键少数”的关键,并进而成为改变台湾政~治生态的主要力量。
从两岸关系的政治维度看,台湾年轻一代至少有三个重要特征,值得关注。
第一,也是最为严峻的,台湾年轻人中确实存在相当程度的“天然独”倾向。
“天然独”这个概念,由蔡英文率先提出,她认为“认同台湾、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已经变成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
随后,“天然独”这个词快速地成为台湾的流行语。“时代力量”组党时,其“建党工程队”代理总队长、“太阳~花学~运”领袖黄国昌直言,“天然独”是“时代力量”的“创党DNA”。
“新台湾国策智库”所进行的相关民调显示,在20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有高达98%认同自己是台湾人,81.9%也认为台湾未来应独立成一个国家;另一方面,有56%的人担心台湾未来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其中也是以20到29岁的年轻人最担心,比率达到68.3%。
“天然独”并非民进党虚张声势的政~治营销工具。2015年年底,“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台少盟)与“十八岁公民权推动联盟”联办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投票日”,组织14304位15至20岁(1995年至2000年出生)的“未来首投族”进行模拟投票,民进~党蔡英文、陈建仁的支持度高达61%,凸显民进~党在台湾年轻人中的深耕成果。
“天然独”现象的形成原因,首先在于台湾当局在历史教育上的“去中国化”。从1994年版初中“认识台湾”课程标准开始,台湾当局将“台湾史”与“中国史”切割开,把体现台湾主体意识的“台湾史”,安排在中小学及高中阶段的历史课程中,作为彰显“台湾主体意识”的标的,去除“中国作为国家主体性”。
国民~党全面退出校园后,民进党趁虚而入,校园成为宣传台独的主阵地之一。在这样的教育蒙蔽下,台湾年轻人难以从学校教育中获得正确的国家、民族概念,将乡土认同等同于国家认同、甚至对立于应有的国家认同。
台湾年轻人所成长的这二十多年,是台湾推行西式“民主”的二十多年,也正是教育上去除“中国意识”、“中华民族意识”的二十多年,如此“天然独”实际上依然是有意为之、长远布局、从娃娃抓起的“后天独”,正是龚自珍所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教育之外,所谓的“天然独”也有现实因素的刺激,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分配正义问题。台湾经济转型艰难,贫富差距加大;两岸经贸虽因大陆让利,台湾受益颇大,但“两岸红利”在台湾各阶层间分配不均,过度集中于大财团、大公司,加上选举政~治对贫富差距问题的撩拨操弄,包括台湾年轻人在内的普通大众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加剧了“天然独”的浓度,催化“太阳花学运”之类的群众运动。
新党青年团团长杨世光曾经用四种水果描述台湾年轻人:他们因抗压性较差而被称为“草莓族”,拥有“苹果”手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梦,但“苹果梦”遭遇的是“芭乐”工资:10元新台币就能买到一枚“芭乐”,年轻人的工资也如芭乐一样廉价。因此,空有“苹果梦”、领取“芭乐”工资的“草莓族”,自然一副“苦瓜”相,对生活各种不满意,对社会各种愤怒。
台湾年轻人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小确幸”的格局和胸怀。
所谓“小确幸”,来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意指“微小但确切的幸福”。台湾学者认为,这一词汇的流行,反映的正是台湾的失落情绪。持续的经济低迷、政党缠斗、社会认同分裂,加之大陆迅速崛起,冲抵台湾的相对优越感,“既然玩资本主义发展玩不过对岸,那咱就不玩了,我们只玩我们能玩的游戏,即‘绿色’路线、‘文明’路线、‘文化经济’路线”。
“小确幸”所体现的,是“由于不知道如何面对‘中国’与世界而产生的某种童稚的、赌气的、撒娇的,与几乎是锁国自闭的心理状态”和“文化无意识”。
这种“小确幸”的格局和胸怀,与“天然独”的倾向结合,相互激荡,进一步加剧台湾年轻人的自我矮化、自我满足、不思进取,以及大局观及理性的缺乏。
台湾年轻人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数位(数码)原住民”(DigitalNative)的技术优势。
台湾年轻人的成长过程,被数码工具及因特网所环绕,其所经历的媒介生态、社交生态是全新的,这导致了他们在投身社会活动、政治运动时,有着与前人们完全不同的路径和方式。
“太阳花学运”中,台湾年轻人对新媒体的熟稔运用,也反衬了台湾主要政党、尤其是国民党的迟缓、不适与笨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发了台湾年轻人的斗志。“太阳花学运”骨干之一、现为“革命议会”总召集人的王奕凯就曾撰文感慨:“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在网宣上很保守。”
在“天然独”的倾向、“小确幸”的格局制约之下,“数位原住民”的技术优势不仅没有成为台湾年轻人积极进取的工具,反而放大了非理性。
半年前,我在台湾访问时,曾针对台湾年轻人的问题,与岛内一些政要进行探讨,但发现蓝营普遍对此束手无策或成效颇微。以国民党为主的蓝营,在青年工作方面之所以难以突破,原因大致有三:
一、国民党长期执政,深陷“当家人困境”,尤其面临经济转型、全球经济发展趋缓的大势,其推出的任何经济、社会政策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兴一利必有一弊,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如在野党那样轻易进行口头承诺。年轻人有不满,执政者成为首当其冲的靶子,这也是全球各地的常态。民进党执政后,迟早也将面对这个“当家人困境”。
二、国民党及泛蓝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是台湾岛内二十年来的历史教育主流却在竭力“去中国化”,令国民党及泛蓝深陷这个人为的冲突泥沼之中。
三、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国民党的确累积了太多的暮气、习气及包袱,老态龙钟、反应迟钝,难以迅速、有效地挖掘、倾听、回应年轻人的呼唤。国民~党与年轻世代的多数分歧,未必与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相关,不少或许仅仅是“代沟”问题或沟通问题。
相对来说,民进党对台湾年轻人的动员、整合更为成功,但是,台湾年轻人的代表性政党“时代力量”,与民进党之间未必没有博弈、甚至对冲关系:
一、“时代力量”党作为议会中的“关键少数派”,出于政党利益的考量,不仅会与国民党、也同样会与民进党争夺民意,分流选票,这是一个政党在选举政治之下的本能反应;
二、民进党执政之后,“当家才知柴米贵”,而民生与经济的起色并非能靠政党更替就立竿见影的,台湾年轻人将给予民进党政府多大的耐心呢?以台湾年轻人代言人自居的“时代力量”党,会甘于做民进党的跟班多久呢?
三、如今执掌民进党的多是该党的“中生代”。与老一代台独人士相比,“中生代”普遍对台独主张奉行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与逃避主义,缺乏原教旨的、理想主义的追求与坚持。“时代力量”党的“天然独”倾向,或将挤压民进党在统独问题、尤其九二共识上的刻意模糊的空间,逼迫民进党明确表态。
“天然独”的倾向、“小确幸”的格局与“数位原住民”的工具优势,三者结合,加之占据议会中的“关键少数派”要津,台湾年轻人的确会给未来的两岸关系带来新的变数和挑战。
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台湾极可能“修宪”,将投票年龄从20周岁下调到18周岁,台湾年轻人在选举政~治中的发言权重将持续增加,对两岸关系的发言权也必将增加。因应岛内这一新的政治生态,大陆一方或需尽快对两岸交流的既有框架进行结构性的调整:
一是加强对包括台湾年轻人在内的台湾普通民众的沟通,重新检视和调节两岸经贸,促进两岸红利的分配正义,以期真正惠及普通民众,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落到实处;
二是尽快拓展政党对话之外的沟通渠道。既有的国共两党对话渠道,以及今后可能建立的民进党与中共的党际沟通渠道,都将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习马会”已经未雨绸缪,在政~党沟通模式之外拓展新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华侨,我们切身体会到两岸同胞在海外的巨大凝聚力、向心力。2014年习总访问澳大利亚时,在澳的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样欢欣与自豪。在维护华人利益、反对种族歧视等方面,在澳的两岸同胞一贯能够齐心协力,发挥血浓于水的亲情优势。
我们切身体会到,只要多沟通、多交流、多协作,将“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台湾同胞内心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责任感,也一定能与大陆同胞一样充分激发出来。因此,我们相信,海外华社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沟通两岸青年方面作为先行者,发挥优势、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是正视和重视以因特网为基础的新技术、新工具对媒介生态、社交生态的影响,学习与掌握新技术和新工具,与年轻人有效沟通,使工具“利器”服务于和平统一大业。
台湾青年、大陆青年及海外各地的华裔青年,都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力,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少不了谁。失去其中任何一员,都将是国家与民族的莫大损失。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需要我们展现更大的决心、勇气和能力,赢得青年,才能赢得台湾、赢得台海和平、赢得国家进步、赢得民族未来!
作者:黄向墨(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主席、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