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7日，人民银行会同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扶贫办联合召开全国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会上指出，新时期金融扶贫工作的重点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增强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透露，下一步将编制并组织实施“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在落实过程中计划搭建五个工作平台，开展六项扶贫行动，实施十项精准扶贫，金融扶贫行动是六项行动之一，扶贫小额信贷工程是十项工程之一。
　　

就在传统金融机构领任务的同时，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金融机构已经行动起来。近期召开的中国首届“互联网金融助力减贫研讨会”上透露出的信息显示：去年以来，多家互联网金融企业大举抢滩农村金融市场，据不完全统计，翼龙贷、宜信、希望金融等多家企业服务“三农”的贷款已达几百亿元。
　　

河南，周口太康县池庄，农民池泉锋三年前为了脱贫致富，开始在老家投资养殖波尔山羊。去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他想找当地农信社借点钱。
　　

按照银行和农信社的贷款门槛，池泉锋的羊和羊圈都做不了抵押，信用贷款则需要找到公务员为其做担保。即使托人情找关系申请到了信用贷款，加上走手续至少要一个月时间。
　　

池泉锋面临的困境在广大的中国农村是普遍现象。农业缺乏抵押物，农民贷款周期长且分散，对于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金融机构来说，宁肯多做几个农业企业，也不愿意在零散的农民身上耗费管理成本。
　　

农民要想从当地信用社获得贷款必须具备在信用社有高于贷款额的存单、并要有公务员作担保人。这样的条件大多数普通农民家庭无法达到。而作为农民主要财产的土地、林地、房屋，基于当前农村的土地性质，无法在银行获得任何抵押贷款。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曾做过一个调查显示，在中国农村，16.8%的人认为需要钱，56.8%的人表示资金很紧张，而农户认为农村贷款不便利占69.6%。
　　

与之形成印证的是，《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截至2014年底的数据显示，中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农村贷款余额为19.4万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不到23%，农村村镇银行县域覆盖率仅为54%——这意味着大量的农村缺乏最基础的金融服务。
　　

“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农业发展的推进，纯粹以财政补贴模式、粮食收储机制和央行贴息补助为核心的传统三大工具逐步陷入失灵。而在以农业银行、农发行、邮储银行为基础，农信社、村镇银行为补充的现有农村金融体系中，农村金融业务在商业银行中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中国银联政策研究室的江瀚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李勇坚刚刚在河南驻马店、商丘、周口与河北保定等地进行了一次调研，这次调研主题正是“互联网金融如何参与减贫”。
　　

一位在当地传统金融机构工作的人士表示：互联网金融在服务“三农创业”上身段柔软，看起来“土”，但这是目前银行和信用社做不到的。但该人士也认为，网贷利息的高企和风控管理水平的不足，是其与传统金融机构进行竞争的明显短板。
　　

在李勇坚看来，这恰恰是互联网思维对传统行业规则的一种“颠覆”：传统金融机构是基于现实风险的管理，受到各种抵押物、各种条件约束，更偏重“硬”信息；而互联网金融则是基于未来的风险管理，接受“软”信息，这是二者理念的根本分歧。李勇坚甚至认为：“如果每一笔授信都要以抵押物还款来作为第一道防线，说明其风控手段是失败的。”
　　

2014年12月21日，京东在四川仁寿发布 “星火试点”的序幕，计划以建立“村民代理”点的方式下乡进村，2015年9月18日，京东再度发布农村金融战略，构建全产业链产品链农村金融服务；1月20日，宜信发布“谷雨战略”，计划在未来5年，自建1000个基层金融服务点，提供农村信贷，支付、保险等创新服务。京东CEO刘强东甚至放言：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就解决了中国50%以上的问题。
　　

但由于监管政策不够明朗，一些县级政府机构将互联网金融、网贷平台视作和非法集资、小额贷款同样属性，一些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某些县市，甚至连工商牌照都拿不下来。
　　

潘功胜指出将完善融资担保和风险补偿机制。加强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规范民间融资，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集资、非法证券业务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维护地方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

（李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