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

此言出自清朝入主中原后“第三代领导人”雍正帝胤禛之口。自秦嬴政以来，到清末的溥仪为止，中国2000余年帝制史上，大约有过420个在位的皇帝。其中固然不乏张扬狂傲者，但能够如此心直口快地标榜自我个性，并且御笔亲书流传后世的，恐怕除他之外，也没几个了。

雍正帝确实是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性格最复杂，也最富争议的皇帝之一。他到底是怎样的一条“汉子”呢？

读“董”雍正

清朝自入关至覆亡，前后共268年（1644~1912年），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只占二十分之一弱。在入关后的10位皇帝里，他统治的时间仅长于倒霉蛋咸丰帝（11年）和尚未懂事就被赶下台的宣统帝（3年），与同治帝一样并列倒数第三。

但雍正朝十三年，却是非同一般的十三年。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外国人，大都知道“康乾盛世”，也相信那是传统中国社会发展的顶峰。而夹在这两个均超过60年的“盛世”之间的短暂的雍正朝，在一般人印象中，未免有点黯淡失色，无足轻重。

偏偏雍正帝此人，在民间历来非议不断，口碑不佳。从涉嫌夺嫡、继位不正（要不为何特意取年号“雍正”呢），到多疑嗜杀、六亲不认，再到结怨太多、一夜暴毙（江湖传闻仇家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入宫将其刺杀）——总之，当这十三年皇帝，几乎没摊上一件好事。

野史归野史，在严肃的海内外清史研究学者笔下，却一向给予雍正帝个人及雍正朝十三年以很高的评价。比如早在1957年，日本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宫崎市定就说过，雍正帝在位仅十三年，而那正是清朝国内基础奠定之时，雍正帝这个人物在清朝是唯一的，不仅康熙帝，而且乾隆帝都要逊其一筹。

宫崎先生为何会如此赞赏雍正帝呢？当然有他的理由：

“在君主政体之下，第三代处于决定其王朝盛衰的重要的转变期。雍正正是第三代，是卓越地完成了第三代任务的英主。清朝的政治方针，可以说大体是在这个时代确定下来的。清朝制度的特色，如皇太子密建法，军机处的创立和发给养廉银等，都是雍正帝制定下来的。”

噢，原来传说中心狠手辣的篡位者，其实是重大历史关头锐意改革，并取得可观成就的一代“英主”！

“宫崎先生所谓‘第三代君主处于决定王朝盛衰转变期’的看法，严格而言，是对中国历史传统的不完全归纳，但用在雍正帝身上，又的确恰如其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副教授如是说。

董老师这番话，是日前在《中国经营报》及旗下《商学院》杂志、中国经营者俱乐部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阿里晶读”第六期读书会上发表的。以上有关雍正帝的种种介绍，是他此次讲座的开场白而已。

改革留名

将近二十年前，当董老师还没当老师，仍然是一名埋头钻研清史的年轻研究生时，有一段日子，他几乎天天都要从西北郊的人民大学骑车进城，经阜成门到故宫西华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努力爬梳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为撰写以“雍正朝财政改革”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做准备。

那时候，阜成门内的白塔寺，是他每天必会见到的一道“风景”。而如今，就在白塔寺南侧一处古朴典雅的商务会所——金融客咖啡里，他为踏雪而来的历史爱好者们开讲三百年前叱咤风云的“改革强人雍正帝”，真是岁月沧桑，尽在其中。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初九日，也就是胤禛继位还不到半年时，他就在湖广总督杨宗仁进呈的奏折上挥笔朱批：“尔可竭力为朕改革。”

雍正帝推出的改革措施，几乎覆盖到了王朝统治的每一方面，堪称全方位改革。除了以上宫崎市定先生已提及的皇太子密建法（通称“秘密立储”），创立军机处和发给养廉银（又称“火耗归公”）等大项外，政治改革尚有清查亏空与严惩贪污、完善奏折制度、打击朋党、整理旗务、台省合一等，经济改革有摊丁入地，社会改革则有改土归流和除豁贱民。

“你们想想，中国几千年来发生过多少大事，有几件能进入中学历史教科书？”董建中老师反问道，“但雍正改革的很多措施，比如秘密立储，比如设军机处，比如摊丁入地，都能在清朝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记下重重的一笔。”

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是雍正朝而不是大清的其他各朝发起这些重大的改革？为什么雍正帝的改革能切实推行并取得显著成效？雍正帝真的是一位雷厉风行、令出必行的“改革强人”吗？

对此，董建中老师又是如何解答的呢？

强人之“强”

董老师认为，任何一项改革的实行，都是有前提条件的，都要受主客观环境的制约。他以自己重点研究的雍正朝“火耗归公”财政改革为例：

首先，“火耗”即老百姓用碎银纳赋税时，官府需熔铸成银锭而预征的损耗费，清代银两已成为普遍通行的交易货币，“火耗”的征收与民生息息相关；其次，因清代各级官员正式薪俸极低，总督和巡抚这样的高官，年薪分别只有180两和150两，但他们日常公、私开支极大，根本入不敷出，只好想方设法加收“火耗”，以“陋规”收入填补巨大亏空，以至于一方面民怨沸腾，另一方面贪腐横行。

“康熙末年，清廷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这样一套极不正常的畸形财政体系下勉强维持运行，因此，胤禛登基时，对此作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不然会直接动摇王朝统治的根基。”他说。

至于雍正帝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董老师大致总结如下：一是知人善任，身边及地方上有一批能够积极落实改革的得力官员辅助；二是能放权地方自主创新搞试点，一旦见成效再向各地推广；三是既决策果断又通达下情，推行政令留有余地。

当然，雍正帝45岁继位，是清朝入关后十位皇帝中“接棒”时年龄最大的一位，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13年间经他亲自批阅而留存至今的奏折，汉文的约有35000件，满文的有6000多件，远多于在位时间长得多的康熙、乾隆二帝。而且他在藩邸当皇子四十多年，皇父康熙帝治国之道，长期耳濡目染，故能洞察政情，深知时弊，甫登大位，即能施展拳脚。

最重要的是，雍正帝身上似乎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他很可能真的没想到自己能继承皇位，而不是坊间传说的那样处心积虑地要篡位。而且，正如宫崎市定所推断，清朝“是由异民族起家而君临中国的第三代，自有其独特的第三代任务。这任务就是，从异民族的原始体制转变到中国的独裁君主制这一事业”。所以，雍正帝才能在短短十三年内，作出了那么多足以载入史册的重大决策。

整整280年前，即雍正十三年（1735年）初秋的一天，58岁的胤禛多少有些突然地去世了，他的改革大业随之戛然而止。

 “雍正帝是为政治而生，他是一个政治机器、政治动物。”董老师总结道。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知听了董老师一席话，读者诸君是不是更能读懂那位有情有性而又毁誉不一的改革派“汉子”？

主讲嘉宾：董建中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专治清代政治史、财政史，也是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专家，主要著译作品有《乾隆御批》《州县官的银两》《清史译丛第十一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自贡商人》等。

（谭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