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应该如何把握节奏？

对此，日本著名政治家、“明治维新”的设计师兼工程师之一伊藤博文有过多次阐述，不乏振聋发聩之处。

“中国又睡觉矣”

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政变”。日本支持的“开化党”，劫持国王，试图驱逐宗主国中国应朝鲜政府之请率兵驻扎汉城的袁世凯等，果断出击，粉碎政变，令日本的阴谋难以得逞。

 事后，日本遣伊藤博文前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中日条约。这是李鸿章与伊藤初次见面。

对于比自己年轻18岁的伊藤，李鸿章相当欣赏，在向中央提交的秘密报告指出：“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通商睦邻、富国强兵之政，不欲轻言战事、吞并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

根据10年后他们的回忆，在两人的谈话中，伊藤已经提出了中国改革需要渐进的看法：“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而来。” 

归国后，伊藤也对其国人分析了中国当时的改革。首先，他肯定中国的改革在短期内一定见效，“三年后中国必强”，但是，日本对“此事直可不必虑”。日本之所以不必担心中国，主要因为中国改革将遭到内部巨大的阻力，“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

他安慰那些被中国的崛起态势、尤其是袁世凯在朝鲜的亮剑精神震惊的日本人，中国“虽此时外面于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即中法在越南发生战争）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至此，伊藤提出了其对中国改革的两个基本看法：一、中国必须改，但中国的改革内部压力大，动不动要“睡觉”；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须渐进。这两点，贯穿了他此后的一系列论说中。

基于如此判断，他认为，当下日本要韬光养晦，暂避中国的锋芒与锐气。“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即中俄围绕伊犁问题的冲突），始设电线（即电报）；自法之役，始设海军”。只要避开中国的锋芒，“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便是中国的那些改革派官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

他认为，日本的对策，“此时只宜与之和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发行钞票，“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惟现实则不可妄动。”

此年（1884年）年末，日本宣布实行内阁制，伊藤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两年后(1886年)，到访长崎的中国北洋海军，与当地警民发生流血冲突，北洋海军有多人受伤，史称“长崎事件”。

对于“长崎事件”，中国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李鸿章在天津紧急召见了日本领事波多野，明确表示：“如今开启战端，并非难事，我兵船泊于贵国，舰体、枪炮坚不可摧，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这被日本解释为中国的武力恐吓。

日本著名间谍曾根俊虎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信中，附上了一张中国报纸，报纸社论要求借此机会收复琉球。

双方围绕事件的责任认定等，都十分强硬，谈判毫无进展。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致电李鸿章：“事已如此，非绝交无别法……”这就意味着，连一向温和的外交官，也认为只有动武才能解决问题。

中国随即宣布停止谈判，之前所议悉数作废。这一强硬立场，令日方大惊失色，多次要求继续谈判，但遭到中方的坚决拒绝。日本高层立即紧急会议，由明治天皇亲自主持，虽无即时决议，态度却开始放软。到了次年，在德、法、英等调停下，日本退让。

“长崎事件”成为中国在近代历史中第一次“以威压人”的胜利。但这次胜利，加深了中国朝野对于日本的蔑视，虚骄盈庭，导致北洋舰队多年停滞不前，正如伊藤所盼望的“又睡觉矣”。

 而日本则因深受刺激，根本就不“睡觉”，开始奋起直追。长崎事件完毕后一个月，明治天皇颁发赦令：“立国之务在海防，一日不可缓。”并特别拨出私房钱（内帑）30万日元，给海军专用。从天皇开始，全民勒紧裤腰带，建设海军。定远、镇远两舰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第一敌人，击沉定远、镇远两舰模型，成为日本孩子最热衷的游戏。

“长崎事件”之后8年（1894年），韬光养晦的伊藤博文和日本，终于等来了机会，那就是改变了中日国运乃至世界历史的甲午战争。

“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前往日本谈判。在下关（马关），与伊藤博文第二次见面。这两位分别主导了中日改革的政治家，谈及了两国的改革。

李鸿章对伊藤说：“亚细亚洲，我中日两国最为邻近，且系同文，讵可寻仇？今暂时相争，总以永好为事。”

对于李鸿章打出的同文同种友谊牌，伊藤博文却并不接茬，而是直接谈及最为关键的改革话题：“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

李鸿章惟有叹息：“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

伊藤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贵国如愿振作，皇天在上，必能扶助贵国如愿以偿。”

马关谈判之中，李鸿章与伊藤唇枪舌战之外，亦有交心之言。

李鸿章曾说：“我若居贵大臣之位，恐不能如贵大臣办事之卓有成效！”

 伊藤道：“若使贵大臣易地而处，则政绩当更有可观。”

 李鸿章道：“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国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

 伊藤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凡在高位者都有难办之事，忌者甚多；敝国亦何独不然！”

 伊藤博文是个性非常张扬的政治家，甚至有诗云：“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一点都不掩饰。这样的个性，如果在中国特色的官场里，“恐不能服官也”还真是实话，也可算是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

“治弱国如修坏室”

甲午之后，中日两国进入了为期近十年的蜜月期。

伊藤积极为大清的改革出谋划策，当然，也顺带试图在中国建立对抗沙俄的“统一战线”。戊戌变法期间，中国政府曾计划聘请伊藤博文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国策顾问。

这一年9月开始，伊藤以私人身份“漫游”中国。此时因为日本国内政争，以伊藤博文为总理的日本内阁，刚刚被推翻。在驻日公使裕庚看来，伊藤的访华一方面是“系出无聊”，一方面也是“查看中华情形，有无机括可乘。”

就在伊藤博文受到光绪皇帝召见的第二天（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日本公使林权助尚未得到东京任何指令，不知所措。

根据林权助的回忆录，正在现场的伊藤表态说：“那么就救他吧！救他逃往日本，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有伊藤支持，林权助便先斩后奏，将梁启超秘密送往日本。之后，伊藤又应英国公使的要求，亲自前往李鸿章宅邸，为已经被捕的张荫桓求情。张荫桓此人虽由李一手栽培，但后来自以为圣眷优厚，对李颇有切割之意。李明确表示，如无伊藤的情面，他将不会对张施以援手，险成“戊戌七君子”的张最后被改判发配新疆。

9月24日，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

酒宴上，两人谈及刚刚发生的政变，伊藤告诉李鸿章，中国的改革如同修缮破房子，而“三五喜事之徒”，却拿着“重椎、巨索”大拆大建，结果当然就会压垮这房子。

“三五喜事之徒”的考语，代表了相当大一群旁观了这次维新变法运动的外国人的普遍观感。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团队“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肠扼杀了进步——他们把足够9年吃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3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

伊藤离京后，先后到武汉和南京拜访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全面掌握中国实力派政治人物的倾向。

伊藤到武昌，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隆重接待，重新装饰了黄鹤楼，馆宇内外陈设装饰，及一切饮馔之类，务极华美，不限费用。伊藤在武昌访问仅仅只有两天，当地的接待费用高达白银7.6万两（至少约合1520万元人民币），伊藤临行叹曰：“金钱可惜！”

他返回日本后，于12月10日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主题为《远东的形势与日本的财政》，在谈到中国之行时，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么广大的国家里，对于几乎数千年来继承下来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进行有效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要想决议改革，我认为一定要有非常英迈的君主及辅弼人物，像革命似地去彻底改革才可。” 

伊藤的这段讲话，继续明确地阐述了他对中国改革的两个论点：一是中国改革必须要有“非常英迈”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作保障；二是中国改革绝对不可以急。

“中国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戊戌风云之后，中国改革的脚步并未停止。次年，中央派出二品大员刘学询率团出访日本，对外公开的使命是考察商务，而实际上还肩负着与日本缔结秘密同盟的使命——这是中日两国“兴亚主义”者们多年来致力推动的。

刘学询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几乎遍访日本政、经两界的所有大腕级人物。根据刘学询日后公开出版的《游历日本考查商务日记》，可以看出，这一连串密集的会见中，中国人主要谈论的是友谊、睦邻，而日本人更为关心的是利益，并且这种利益关注几乎都集中在中国的改革上。

这次出访，刘学询与伊藤博文有两次会谈，第一次会谈时间居然长达4小时15分钟。

对于这次会谈，刘学询晚年在接受国民党党史人员访谈时回忆道：“伊藤认为中国如果不改革自强，瓜分及崩溃就会迫在眉睫，但是，中国军队外强中干，无法对敌作战；而中国人口的资源虽远超日本，其税收却不如日本，其中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纳税并非出于自愿。”

刘学询也回应说，中国改革的失败，在于改革者的草率浅薄、敷衍塞责，而不是极端守旧派的抵制，康梁等人纯粹是打着改革旗帜的夺权者和政治投机者而已。

 对于刘学询的这种观点，伊藤博文是接受的。

“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1905年，中国决心进行史上最大力度的政改——推行君主立宪，先派出了两个高级代表团，前往欧美日各国考察政治。

以载泽为团长的考察团，负责考察日本的政治制度。

对于中国的政改，日本一直相当关注。早在考察团成行之前，日本报界就开始鼓吹“日清同化”，建议日本政府应该“导引中国”，推动中国按照日本模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于大清国派团出国考察宪政，日本舆论普遍比较欣赏。

的确，中国立宪运动的勃兴，本身就是受刺激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很多人眼中，中国立宪的最好样板就是日本——尽管中央还希望通过全面考察进行不同模式的对比。驻日公使杨枢在奏请立宪变法时，就提出：“中国与日本地属同洲，政体民情，最为相近，若议变法之大纲，似宜仿效日本。”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在广泛的海外考察后，大清国果然选择了日本作为政改的榜样。

载泽考察团在日本总共28天，行程安排得十分丰富，与其说这是考察，不如说更像一次集体“游学”。除了参观工厂、学校、银行等之外，考察团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聆听日本宪政专家的讲课。

“第一课”安排在正月初三(1月27日)，“老师”则是日本额法学博士穗积八束。穗积八束的讲授，重点在于日本宪法体系中的皇权的主体地位。而次日的第二课，讲师就是伊藤博文，主题则是“变法自强当以立宪为纲领”。

在这堂课上，伊藤博文向载泽赠送其所著的《皇室典范义解》与《宪法义解》。载泽问：“敝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当以何者为纲领？”伊藤回答说：“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载泽接着问：“立宪当以法何国为宜？”伊藤说：“各国宪政有二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载泽又问：“立宪后于君主国政体有无窒碍？”伊藤答：“并无窒碍。贵国为君主国，主权必集于君主，不可旁落于臣民。日本宪法第三四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云云，即此意也。”

伊藤博文再三强调了稳妥推进的重要性：“政府必宣布一定之主意，一国方有所率从。若漫无秩序，朝令夕更，非徒无益，反失故步。”

伊藤告诉他的中国学生们，其实，立宪与专制的最大区别，只在于法律必经议会协修，而非以君主一人之意见而定。

日本的见闻，令载泽等如获至宝。离开日本之前，他们向中央提交了《日本考察大概情形暨赴英日期折》。在这篇报告中，载泽等提出：

“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其民俗有聪强勤朴之风，其治体有划一整齐之象，其富强之效，虽得力于改良法律，精练海陆军，奖励农工商各业，而其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自维新初，即行强迫教育之制，国中男女皆入学校，人人知纳税充兵之义务，人人有尚武爱国之精神，法律以学而精，教育以学而备，道德以学而进，军旅以学而强，货产以学而富，工业以学而巧，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

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载泽他们能看到“根本则尤在教育普及”，这不能不说是相当敏锐的。而“不耻效人，不轻舍己”八个字，的确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精当总结。

“慎重与调和”

1909年春夏之交，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陪同“大韩帝国”皇帝，分两次巡视了朝鲜南方和北方，因伤风而回到日本，在濑户内海著名的道后温泉休养。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即将回伦敦休假，临行前去拜访伊藤。窦纳乐在甲午战争后到庚子事变期间，一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随后与驻日公使萨道义两人对换，因此，对东亚的局势相当熟悉和了解。

伊藤博文告诉窦纳乐，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忙于争夺权势，而最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过于衰落，其权威荡然无存，而“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这些咨议局对地方督抚形成了巨大的牵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

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要求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曾经主导了日本挽回利权运动的伊藤博文，显然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内政，然后才能对外收回利权。伊藤以日本为例，向窦纳乐指出，“慎重与调和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次会见中，伊藤博文告诉英国人，中国按照目前的改革节奏，一定会失控，三年之内将爆发革命。果然，两年半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四个月（1912年2月），宣统皇帝宣布逊位。

对于伊藤的预测，当时的日本首相桂太郎也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窦纳乐，中国的事态令人不安，“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被深深震撼了的窦纳乐，将这些会见情况都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做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半年之后，已经改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到访中国。1909年10月23日，他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谈话开始，伊藤博文自陈：“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

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如此动听的说法，当时在中国已经没多少人会相信了。日本正全力攫取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国最为危险的敌人。

随后，伊藤就中国改革与中日和平的关系，阐述道：中国要自强，目前就该韬光养晦，“趁此和平之时修明政事，要紧着手者一在财力，二在兵力”，但是，改革绝对不可以走过场，“练兵非铺张门面，财政非空言清理所能济事”，只有兵精粮足，才能稳固根本，“中国稳固，东亚和平方可永保”。他坦承，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上都取决于中国“内政及国基”。

至于锡良等希望的日本能“持平”对待中国，伊藤博文一口回绝，他坦率说道：“若说到日本人民意思，则凡事只问能力若何，如彼此能力不相当，即无所谓持平办法。”

自然，伊藤博文的谈话充满了外交辞令与自我辩护，但也的确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华矛盾心结：一方面，他们认为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共同对抗西方，另一方面，他们难以等待“腐朽而没落”的清政府自我觉醒、自我拯救，必须先下手为强，乃至凭借武力入主中原。

对于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政改，伊藤提出：“中国初办宪政，一切正在艰难，民意断难即恃，更不可妄恃强力。贵国现在热心主张收回权利，收回权利固属好事，然不知收回权利尤须能保此权利不更为他人侵害。若徒将权利主张收回，而不能实保权利，则旋收旋失，徒然无益。一切机关俱不完全，则尚非真收回权利。此次我系旁观之人，故特反复言之，尤愿贵国以后千万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观念。”

伊藤提醒说：“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三天之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身亡，这次谈话成为他对中国的政治遗言。

“土耳其和波斯最近发生的事也可能在中国发生”

伊藤对于中国改革的看法，并不孤独。

1909年8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费莱齐向华盛顿发出警告：中国过快的政治改革，将可能失控，“土耳其和波斯最近发生的事也可能在中国发生”。

这位外交官兼汉学家写道：“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宪政改革正在由摄政王加以筹备，在执行预备立宪上，他显然是真诚的。的确，很有可能他感到无力逆潮流而动，相信缓慢地往前走，试图减少一些风险。但对于中国引入代议制的不安，不仅限于保守派，相反，一些最开明的官员，由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也担心宪政运动很可能失控。”

就在费莱齐发出警报后一年（1910年9月），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会见湖广总督瑞徵，谈到提前召开国会一事。瑞徵对于立宪派速开国会的要求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国会议员来源的各省咨议局只是被一些“海归”及文化人充斥，此时召开国会，绝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名利场而已。嘉乐恒对此深表赞同，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行使这种权利的条件，建议应首先改善国会的人员组成。

 美国总统塔夫脱在接见中国特使梁敦彦时，也明确表示，中国在推进政治改革中，实行有限民主是合理和明智的。他以自己在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经历，认为过快的民主进程将只能带来混乱与失控。至于梁敦彦担心美国可能会支持那些激进的立宪派，塔夫脱表态：“就美国来说，她虽然关心民选政府的普及，但不认为普选权应该匆忙扩大，首先应该是有一个人民接受教育的良好基础。”

与日本、美国的相对含蓄不同，同样关注着大清改革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接见1909年先后到访的大清高级军事代表团时，毫不隐晦地建议：无论改革如何发展，大清的中央核心必须牢牢地将枪杆子抓在手里，这是维持安定团结的关键因素。数年前，大清国领导核心、摄政王载沣访问德国时，威廉二世也对这位年轻的中国接班人，提出了同样的、更为具体的建议。

无论列强们的动机如何，他们的关切都点中了大清改革的软肋：改革、尤其政改，正在成为地方分离主义势力得心应手的工具。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家不仅没有凝聚，相反更加涣散。以民主为导向的宪政，被彻底走样为政治帮派之间的火拼，无数小的专制小团体、党派纷纷冒头，一边用宪政为掩护，从强者碗里分羹，另一边也在内部全套照搬专制的作风，关起门来过过“小皇上”的瘾，并日思夜想“彼可取而代之”。

1911年,加大了油门的政改，催生了中国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国内多数政治派系十分失望，随即指责政府“伪改革”“弥缝主义”，但美国外交官依然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充满希望的人会对这一结果感到失望，但没有理由怀疑皇帝和许多爱国官员要求改革的愿望是真诚的，并且一些改进措施也将随之而来。至少，我们可以希望目前所发动的这场变革将被证明是一场使中国沿着世界最先进国家方向迈进的改革运动的起点”。 

不久，大清帝国果然如伊藤博文预料的，在两年左右就轰然而倒，但所谓的“宪政”乃至“共和”，并没有真正地出现，中国继续在“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的夹缝中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