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3月17日清晨，身居两江总督高位的曾国藩接到中央之寄谕，深谙宦海秘道的文正公，发觉“首行军机大臣之上少‘议政王’三字”，顿感“若非生死大变，则必斥逐，此事关系绝大，不胜悚惧”。他赶忙修书一封，嘱咐养疴家中却急欲再起的曾国荃“闭户一二年”，暂缓出山。果不其然，数日后，恭王被罢黜一事传遍政界。

更令湖南诸雄“战栗之至”的是，凭弹劾恭王一折成名的蔡寿祺，起先曾罗织“挟重赀而内膺重任，善夤缘而外任封疆”之罪名参了湘军重镇、陕西巡抚刘蓉一本，顺带言及曾氏兄弟、郭嵩焘、左宗棠等多人。闻此惊雷，时隐居湘中的郭嵩焘大骂“天下乃有此狂悖善噬之人，于时为妖矣！”而正忙于赣闽军务的左宗棠也按捺不住，指斥“蔡寿祺前疏意在推倒一时豪杰，可骇可笑”。

区区一编修，竟挑战拥兵百万之湘军，岂不可笑？然考虑蔡已扳倒恭王之事实，曾、左、郭等又不禁骇惧此乃慈禧意旨，莫非昔日纵横天下之“湖南帮”危矣？

“风闻奏事”

若以“疑惧”形容彼时“湖南帮”之情绪，那么中央的众多京官则多持“好奇”的看客心态。譬如出自名门世家的状元郎翁同龢，三月初九一早入内参加翰林院京察，不出意料地轻取第一。然其并未洋洋自得，而是仔细查阅名单，“次之者孙诒经、徐桐、李祉，余皆俸深编检，蔡寿祺其一也。”翁氏关注之前籍籍无名的新晋讲起居注官编修蔡寿祺，与其说是看重其人，毋宁说是惊叹于台谏言官“风闻奏事”的威力。

台谏制度，自古有之，且代代皆有递嬗损益。台谏本来互不统属。所谓“台”，一指御史台，御史“所居之署，汉谓之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亦谓之宪台”，另有柏台、乌台、霜台、乌府等别称。二指台官，即御史。秦代专设御史大夫官职，位列三公之一，“凡丞相有缺，则御史大夫以次序迁”，其权限乃监察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汉因秦制，御史大夫仍位列三公，“内承本朝之风化，外佐丞相统理天下”。降至唐代，御史制度出现较大变动，始设十道分巡、六部分察，委派专员组成巡视组赴地方甚或基层去稽查官场积弊，督促事务开展。故明之巡按御史，清之巡察御史、十五道监察御史，均滥觞于此。

与台相对，自然是谏；与御史辉映，则是给事中。秦时设立谏议大夫、给事中，言谏体系逐渐形成。

按民国学者高一涵先生的观点，清代之前，“言官与察官本是分立的。谏官司言，御史司察；谏官掌规谏讽谕，献可替否，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纪纲；谏官监督政府，御史监督官吏”，御史是上对下的监察纠禁，谏官是下对上的匡正建议，彼此因互有职司，亦相互监督，故彼此循例不相往来。

然毕竟制度由人而设，终因人而革。雍正元年（1723），实现台谏合一。之所以进行这等制度变更，雍正给出的理由是“延论纷嚣,给事中以无所隶属益得态情自肆”，民间学者仲永檀对此政策的解读为“明季言路与政府各分门户,互相挤排,纲纪度以大坏”，故朝廷反思明代台谏乱象，以期借助机构裁并来避免台谏职能重复、减少过度诤谏的情形。说穿了，雍正若要抓权，就必须让那些御史、给事中们闭嘴。于是，言官的谏诤权自此大幅缩水，成了君主虚怀纳谏的点缀，皇帝的意志才是衡量言官称职与否的终极标准。

即使权限备受掣肘，但清代言官们尚有一项看家本领：“风闻奏事”。此制肇端于南北朝之际，“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旧制, 但闻风弹事,提纲而已。”换言之，对于官员的篡权、贪腐、渎职甚至生活作风等问题，言官可以事先不核实, 但凡听到一丝半毫风声,便可兴师问罪，提出弹劾，至于被弹劾者正式处分或定罪,则需相关部门事后调查核实。因此，在制度设计上，言官往往仅是政治纠弹过程的触发者，除非御史被要求取证，或御史再次就事件进行纠弹，否则便不再与该事件产生关联。故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言官为皇帝实实在在的“耳目”之官，虽负纠弹之责，却无处置权力，起到“专务摭拾浮文,阳达建言之名,阴行箝制之利,使封疆大吏,望风生畏,内外官僚,动成水火”之效。

因此，在皇权的羽翼下，言官只负责“埋雷”，却不需“排弹”，这势必易形成浮言横行的状况。更加微妙的是，由于言官的弹章极具爆发力，经常于无声处响惊雷，这一制度特征，非常适合充当政治角力下的破局角色。纵观晚清以降的政海变幻，原本暗藏于幕后的权斗潜流，往往因言官的奏弹而暴露台前。无论言官们是无心插柳，或经人授意，其弹劾之举所呈之破局作用，时常引来政坛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政治势力消长的导火索。

曾一度励志于反腐大业的嘉庆皇帝对言官诤谏之利弊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希冀“言官洗心涤虑，大公无私，常存以言事君之诚，尽屏取巧谋利之伪，作天子之耳目，为朝廷之腹心，上章进谏，置祸福于度外”。然而言官也是人，其品行高下、欲望强弱、诉求大小、利益多寡、派系有无各具千秋，况且身处波云诡谲之宦海，四方风行，八面潮涌，若不站队，迟早遭人摧折，故闻“峰”（上峰）奏事者不在少数。蔡寿祺便是典型。他深知：恭王功高震主，已是西后眼中钉，二者必有殊死一搏；湘军势头太盛，渐成满人肉中刺，急需扼其尾大不掉。于是，蔡氏连上两折，一折诬告湖南帮，一折罢黜恭亲王，可谓皆合西后心意。待将恭王收拾停当，慈禧便腾出手来考虑如何处置“湖南帮”。

僧王之死

自从湘军崛起于东南各省后，曾国藩便时时以“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善其末路者”自警，不管你承认与否，这就是帝国时代的残酷现实。故曾明白“湖南帮”终有星云流散的那一天，而自己所能做的，便是让大伙退得潇洒从容，绝非走得凄惨悲壮。对于朝廷“著薛焕、刘蓉各将所指行贿夤缘一节，据实明白回奏，以凭查办。傥敢有一字欺饰，再经查出，定行从严治罪”的决定，曾选择了沉默。因他深知：出面替刘蓉辩驳，正中西后下怀，等于将湘军拉帮结派的传闻坐实，此举不智；倘违心表态拥护中央决定，选择丢车保帅，则会令跟随自己多年的湖南兄弟们寒心，堪称不义。既然出手便注定落入不智或不义的窘境，曾氏选择了不为，坐观其变，看刘蓉自身的造化如何。连续数日，曾“不甚成寐”，慨叹此事“不知何日得了，实有无穷之忧”。

或许冥冥自有定数，曾氏之忧，居然以一种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方式化解。5月18日晚，负责直、鲁、豫、鄂、皖五省剿捻重任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西北被捻军伏杀。这名拥有赫赫战功的骁将为帝国流干了最后一滴血。

僧王之死，对最高层的政治决策与人事安排产生了极大影响，可谓打乱了慈禧心中那盘刚刚谋划妥当的棋局。

僧格林沁之所以能在道、咸、同三朝官运亨通、受宠不衰，除却个人卓越的军事才能，亦与清统治者抑制以“湖南帮”为首的汉族军事集团之用意密不可分。道咸之际，原有的八旗与绿营已腐败透顶，难堪大用，故清廷不得已重用湘、淮两军。然汉人军队毕竟属于异己力量，虽可倚重一时，但若任其长久扩张，必成心腹大患。因此，清廷必须培养一支非汉族的军事力量，来制衡甚至削弱湘淮系，而最佳人选非僧格林沁的骑兵莫属。

正是清廷力挺，将近十年内中国军事格局呈“曾主南事,亲王僧主北事”之势。僧对中央压制地方汉族军事集团的良苦打算自然心领神会，且卖力贯彻，其与“湖南帮”屡起事端，摩擦不断，不少湘籍官员都领教过僧的厉害，以至于“曾国藩、胡林翼每言及僧辄闭目蹙额”。

首先中招的是郭嵩焘。1859年郭曾与僧格林沁合作共事，备战大沽口。

此期间，两人对外态度上存在很大差异。僧力主抗战，打算用刀枪来煞煞洋人威风。而郭主张“循理而战”。“科尔沁僧王办理天津海防,回京度岁。一日,在朝房就询嵩焘,东豫捻匪,天津海防,二者办理孰宜？’答言捻匪心腹之患，办理一日有一日之功。洋人以通商为义，当讲求应付之方，不当与称兵。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僧邸默然。其后至天津,有所匡益，必蒙驳斥”。之后郭嵩焘赴烟台访查税务，触及一些士绅利益。僧立即就此大做文章，弹劾郭办事草率、专擅。于是待郭甫一回京，就受到“降二级调用”之处分。郭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此老构患无已,直欲以莫须有三字被之鄙人之身矣,可为三叹”，慨叹“僧邸贤者,而立心如此,世途真险矣哉”。

之后曾国藩也吃了哑巴亏。胜保覆灭后，其嫡系苗沛霖一支归入僧格林沁麾下。僧于是多次纵容苗挑衅湘军,制造流血事件。“苗沛霖前后所上僧邸各禀,痛诋楚师,令人阅之发指,僧邸所与苗党之札,亦袒护苗练而疏斥楚师”。曾国藩知道僧之所以如此肆虐，与朝廷背后的怂恿大有关联，只得表示“将欲始终含忍……又恐有碍僧格林沁扶苗剿捻之局,再三思维,殊无善策”。

“湖南帮”一再示弱，使得僧氏愈发无所忌惮，终致其向湘军嫡系唐训方开刀。唐时署安徽巡抚，恰逢蒙城被苗沛霖叛军包围。僧格林沁先指使部将富明阿私下弹劾唐训方,声称“蒙城被围,实由唐训方不能预先筹顾,又将英翰一军撤回小涧集,致与城内声气不能相连,使该逆得以乘隙肆志,至今补救为难”。紧接着僧格林沁亲自出马，也参唐训方一本,斥其“并不亲督兵勇,实力解救,以致蒙城岌岌,几致沦陷,其缓急调度失宜,实所难辞”。有道是众口铄金，朝廷最终下旨将“唐训方以藩司降补,安徽巡抚令乔松年补授”。至此，“淮甸无事,无所用湘军矣”，僧将安徽军权牢握掌中。

僧格林沁的阵亡，令清廷倍感措手不及，不能不将收拾“湖南帮”的密谋暂置一旁，继续重用湘军，立即“命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赴山东督师剿贼”。接此谕旨，曾氏轻舒一口气：战事日亟，正是用人之际，朝廷短期内不会再打“湖南帮”的主意；同时他又倒吸一口气：眼下自己“精神疲倦，实已不堪事事。比来眼色殊甚，舍端无故蹇钝，梦魂无故惊怖”（这实为心脏衰竭之前兆），况且此时湘军精锐仅剩刘松山与左宗棠两支，其余皆不复当年之勇，故北上剿捻，实在前程未卜，若万一失手，曾依旧要落得个身败名裂之结局。此等情形，就连旁观者赫德也窥得一清二楚：

僧王之死将在京师引起同情；他大约是大清皇朝唯一可以依赖的蒙族或满族血统的战士，他非常能干勤劳，善于带兵，不苟取，并且赢得人们的敬重。政府派曾国藩取代僧王爷的位置，动作精明狡獝；如果他成功了，将被授予更多的荣誉，并且使政府消除了内乱的一个重要根源；如果不成功，他已得到的所有荣誉将被一一取消，而且政府有可能将一个其崛起、抱负和影响必定时常令人感到碍手碍脚的人丢掉。

好在曾国藩亦非首度临此处境，旧忧刚散，新愁踵至，他唯有见招拆招，走一步看一步了。

“卧龙”发飙

于中央与曾国藩暗自较劲、形势趋于微妙之际，远在陕西平乱的暴脾气刘蓉发飙了。早在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为刘蓉赋诗一首，道：“我思竞何属？四海一刘蓉。具眼规皇古，低头拜老农。乾坤皆在壁，霜雪必蟠胸。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将刘比作孔明，可见曾对其十分推重。面对蔡之构陷，刘蓉亮一招“神龙摆尾”，证明自己不是一条虫。

四月初二，两道充满浓郁湖南麻辣风格的奏折摆在了两宫案前，俱是刘蓉的手笔。第一折题为《明白回奏恳赠查办疏》，刘氏先简述个人仕宦生涯，紧接指出自觉“粗知自爱”，况且像他这种起自乡间之辈，没去过中央当官，即便是想托关系走后门努努力跑跑官也是毫无头绪，故蔡寿祺“以其不肖之心，造作夤缘之谤，肆情侈口，惟所欲言，直欲厚诬天下，谓皆与己同类，而无复有稍知廉耻之人，则何其情之悖也！”文末，刘蓉“乞圣主天恩，悯臣孤危，放归田里。俾遂还山之愿，长为击壤之民。”可谓将了朝廷一军。

刘氏的第二折《陈蔡寿祺挟嫌构陷疏》，辣味更足。原来，刘、蔡二人早已结下梁子。刘于四川任按察使时，发现有一陕西籍翰林，“侨寓四川省城，每遇地方公事，招摇把持，声名狼藉”，甚至以编修之职，“征调乡勇，收召匪目陈八仙等为门徒，聚众横行，不受地方官节制，其举动实涉荒唐”。此人就是蔡寿祺。有鉴于此，为防其滋事，刘蓉建议将蔡驱逐回籍，蔡“始逡巡束装入陕”；等刘巡抚陕西，作为惊弓之鸟，蔡“旋复束装赴都”。有此过节，蔡以刘蓉作为突破口，编造无据之词，罗织不堪之罪，从而将整个“湖南帮”连根拔起，合了圣意，报了私仇，再自然不过。

奏疏倘写到这里，虽满是个人牢骚与委屈，倒尚可理解，谁料刘蓉怒气难消，意犹未尽，竟公然质疑最高统治者的判断力。

手捧火辣辣的奏折，同为湖南人的曾国藩大呼过瘾：“见刘霞仙所作辩蔡寿祺诬劾一疏，置身甚高，辞旨深厚，真名作也。”而吃惯了苏帮菜的翁同龢，看罢连连摇头，担心“恐酿成大狱矣”！

不谐之音

其实就算位居中枢、视慈禧马首是瞻的理论家集团，在对待恭王及“湖南帮”问题上，意见亦不一致。时任军机大臣的李棠阶，对于罢黜恭王之举，深感不平。对于西后有意对湘军动刀之意，李“私心窃虑，恐朝局遂变，奈何！”幸好不及表明态度，李即撒手仙逝，否则其晚境堪忧。

即使“湖南帮”内部，对刘蓉复奏之反应，亦非同调，甚至颇有不谐之意味。比如目空一切的左宗棠，认为刘“平时太自负”，故遭人算计。对于刘之奏稿，左则嗤之以鼻，“词甚倨而所见亦浅。此君自视太高，故学不进而誉亦损”，实难入其法眼。

自视更高的左宗棠，更指出刘蓉在朝廷面前“炫清廉”殊堪可笑。因为“廉仅士之一节耳，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无足取”。再说“湖南帮”诸位个个廉洁自守，刘“若以其廉而傲人，则吾湘之人尚无不廉，而在位者又何傲焉？……何以不闻自责以责人，而反据人所同者以傲人乎？”可知在左看来，刘蓉之境界、修为与气度，着实一般。而“湖南帮”大佬之间相互自轻，其前景亦着实不妙。

最终，经过朝廷钦差赴陕调查，认定蔡寿祺所奏与实情不符，“按照罢闲官吏在外干预官事杖八十律。该员身列清班。不知检束……即行革职。仍遵文宗显皇帝谕旨，勒令回籍，不准在外逗留，招摇滋事。”刘蓉因疏辩“语多过当，有乖敬慎”，交部议处。部议结果为“降一级调用，不准抵销”。

蔡寿祺始以弹劾恭王扬名朝野，终因挑战“湖南帮”而前程尽毁。刘蓉则在各种因缘际会下仅受轻责。刘实际替湘军挡了一枪。“湖南帮”果然命硬。只是曾国藩们心中都清楚，自己命再硬，也硬不过皇族铁石之心。一载后，刘蓉兵败灞桥，引咎罢职。返回湖湘的他，也不禁浩叹：“天道忌盈，物极必反。”

或许，在一个中央摆不平地方，地方信不过中央的年代，没有谁，会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