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钱丽娜 朱耘

ID | BMR2004

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重要关口，对基础研究和硬科技的巨大投入，对财富再分配的需求以及企业的大规模全球化正在重塑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全球贸易摩擦、产业升级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导致传统教育方式的失效，人口变化的趋势也影响着人们对于医疗健康、教育和养老的思维模式。一切都在改变，改变中会面临着阵痛，但这是每一个经济体在走向成熟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作为一位宏观经济学学者，罗彻斯特大学西蒙商学院院长西温·耶尔特金以其在财政政策架设、社会保险设计、计算经济学以及宏观政策对资产定价的影响等领域的深入研究而著称。近日，西蒙·伊尔特金接受了《商学院》记者的专访，就众多宏观议题发表了她的见解。

商学院：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在放缓，请问你怎么看待中国从早些年双位数增长到前几年8%左右的增长，再到现在5%左右增长的转变？

耶尔特金：经过四五十年令人瞩目的发展后，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一个稳定、先进的经济体。虽然转型过程可能有些令人气馁，但它应该被视作一种积极的发展。

按照经济规律，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每项资本投资往往会产生高回报，但随着投资的增加，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这是正常的经济趋势，但可能也会引发焦虑。因此，媒体要不断地传递这种转变是正常的声音。

一个经济体不应仅仅关注与10年前相比的GDP增长率，相反，应该考虑经济如何从以制造业为导向转型至以服务业为导向，并走向高科技、高价值的服务。转型过程中，持续的培训和人才发展对于抓住即将到来的机会至关重要。

回顾北美和欧洲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史，这些国家也曾经历过类似的转型。它们在工业革命时期聚焦于蒸汽机等先进技术，并取得了实质性的增长。但此后，全球出现了地缘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引发了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进入了贸易自由化的时代，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健康竞争、拥有共同发展目标的局面。这种联系和开放在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持续推动着其他地区的发展。通过研究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经济史发现，它们的经济发展都呈现了非常相似的叙事。

这段历史不禁让我们想起了龟兔赛跑的寓言：速度重要还是稳定和持续增长重要？显然，后者能将整体经济提升至更高的水平。因此，我们应该少关注速度，而多关注稳定的作用，为全球贡献中国智慧。

商学院：当稳增长成为常态时，我们应怎样转变既有的思维模式？

耶尔特金：我们必须客观看待经济发展的趋势，尽管低增长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令人焦虑的话题，但作为经济学家，我要说的是，即使面临衰退，公司有覆灭也有新生，这是一个健康的现象。就像森林大火一样，虽然有些森林火灾有害，但是自然发生的林火将为新芽生长创造条件，这是以大自然的方式进行自我修补。虽然这个过程可能很痛苦，但这是市场和增长的本质。所以企业要勇敢地去实践、去转型。在美国，有时我们会看到企业大量、快速地进行招聘，但很快，这些企业就面临着生存问题，那些能够取得进步的企业将变得更加精益求精而敏捷。因此，企业需要接受这些现实，不能被组织结构、技术或经营方式所束缚。它们必须不断思考下一代商业模式是什么？下一代人才类型是什么？因为你即将面对一个不同的世界。

好在新兴市场国家或后发国家拥有向先发国家学习的机会，这是它们的优势。后发国家有大量的技术和经验不需要被重新发现、重新发明，只需要通过快速引进，学习先发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就有可能缩短转型期。

经济转型通常不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也许几年就能取得显著进展。然而，转型过程中势必伴随着不确定性，这对身处其中的参与者来说将倍感挑战。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经历了快速增长，但在20世纪90年代却踟蹰不前，这段艰难时期是经济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媒体在培养消费者信心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是其高储蓄率。如果消费者对未来感到不确定，他们往往会减少支出，这可能会减缓经济转型的进程，并让未来更具挑战性。因此，媒体与消费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是关键。

商学院：转型期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

耶尔特金：转型时期迫切需要产业和政策之间的有效衔接。政策必须积极主动地支持产业发展，建立健全金融体系。政府的职责是确保金融行业没有系统性风险，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金融体系是一个经济体的支柱，它将储户、投资者、发明家和消费者等各方的资金聚集在一起。此外，政府还要为更大范围的企业和群众扩大获得信贷和金融工具的机会。

转型时期，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都需要保持透明、稳定和经过深思熟虑，避免过于复杂，这样做可以降低转型成本。在一些国家，由于税收体系过于复杂，导致不少企业在税务律师和合规上的投入超过了在创新方面的投入。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商业场景，理想的税收政策应该是透明的、相对简单的，并且不会扭曲市场的自然运行规律。

为此，中国产业界和政策制定方需要通力合作。在解决转型问题时，有时可以借鉴别国的错误和经验，以避免重蹈覆辙，这也是为什么后发国家往往比先发国家享有更多益处的原因。

商学院：我们常常提到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力度，但由于很难快速见到成果，因此很难坚持下去，美国在这方面有怎样的经验？

耶尔特金：中国正在大力推动高科技发展，但许多高科技领域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开发阶段，在产品进入市场之前需要经历多次迭代，且开发期间通常没有收入来支持技术迭代。这就是高科技发展的本质——前期需要重金投入。

在初始阶段，公司、创新者和孵化器都需要得到支持，包括获得稳定和持续的信贷。持续获得信贷与拥有技术专长是企业抵御风险的两大要件。企业在获得创新回报之前，花费十年时间来开发一款产品的情况并不少见，因而有必要对投资方法进行适当的调整。

投资方法的调整并不像建厂投产那么简单。我们正处于一个创新阶段，风险更高，但潜在的回报也更高，同时开发期也会更长。

美国的风险投资者通常有比较好的长期投资理念，而不是只贪图短期收益。一旦产品进入生产阶段，仅通过资本和劳动力投资来获得增长将变得有限。比如：一名员工拥有一台电脑和一部手机就能高效工作，但拥有多台电脑和多部手机时并不一定能提高工作效率。

那么，是什么真正提高了员工的生产力呢？目前可以看到，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显著减轻了人力工作的负担，但请记住，人工智能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技术，历经几十年才结出如此成果。我们必须承认，纯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资的回报是有限的，是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了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创新包括研究、开发和反复试错。许多尝试可能会失败，仅有少数尝试会非常成功，这需要长期的资金支持。

因此，面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时，我们需要转变思维方式：这不仅仅是关于今天的生产和销售，还是对创意的投资。当投资一个处于萌芽期的想法时，虽然少数人会取得重大突破，但我们得接受多数项目可能会失败的事实。

商学院：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过往知识被刷新替代的速度在加快，如果要让人力资本适配产业转型，我们在教育领域需要做好怎样的准备？

耶尔特金：中国在迈向高端制造时，传统产业正在逐步转向成本更低的地区，从而导致摩擦性失业，这一现象在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匹兹堡曾经拥有规模庞大的钢铁工业，但当钢铁工业转移至其他地方时，很不幸，发生了失业问题，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尽管这种转型的总体影响是积极的，但它确实会导致失业。因此，提高技能和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开始显现。

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积极思考，没有一个行业能够永葆青春。我们应该教育劳动者去适应通用的技术和技能，其关键是拥有认知技能，而不是仅仅从事重复性劳动。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是自动化和技术。人们的工作更有可能被机器或技术所取代，而不是被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所取代。因此，我们必须持续发展和提升技能。找到一份工作并不是终点，提高技能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坚信激励措施的力量，尤其坚信通过资源部署来鼓励人们学习。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学习的意愿，这可能是由于个人原因，比如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同时还要兼顾一份工作，导致在时间上左支右绌。

为转型过程持续提供学习机会和激励措施是一项复杂的任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尽善尽美。提供学习机会和人才管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经常把人才管理描述为“马拉松”冲刺——它是一台永不停歇的跑步机。我们要清楚，没有任何一项技能是永不过时的。

我坚信教育的变革性影响。有些已工作20年的CEO重新回到课堂，是因为他们认识到，20年前获得的知识并不能完全满足今天的要求，他们遇到了在技术和分析上更为前沿的员工。这些领导者试图了解如何有效地沟通，给出指示，并且走上全新的发展道路，这就需要继续接受教育。这不是一次性的旅程，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商学院：我们关注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才教育在往通识教育的方向发展。未来的商业组织中，怎样的人才组合才能适应环境和技术的快速变化？

耶尔特金：我们要注意到，人与人之间是存在比较优势的。人们通常认为，把具有相似技能的人聚在一起是有益的，这对于共享一种共同的语言或彼此学习是很有用的，然而对于创新来说，技能的多样性往往更有用。例如，将一个数字精通者、一个擅长沟通者和一个能够构建原型的工程师相结合，可以实现高效的团队协作。以ChatGPT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为例，虽然他并非人工智能专家，但他有远见，擅长于沟通，他聘请的是一流的人工智能专家，组建了一支技能全面的团队，以此来弥补他能力的不足。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高等教育或医疗保健等领域。例如，外科医生可能比精神病医生挣得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个职业的价值更低，它反映了每份工作所需的不同培训和专业化水平。

商学院：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目前面临着财富分配不平衡的局面，请问税收制度如何在财富分配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既不打消富有的企业家进取之心，也能兼顾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耶尔特金：财富再分配计划通常源于税收政策，而税收政策的设计就如走钢丝。政府不能对高收入者和高产的个人过度征税，然后毫无目的地重新分配财富，因为这样的政策既不能激励高收入者保持生产力，也不能鼓励其他人提高劳动技能。政策的关键是保持社会均衡，财富转移应该有明确的理由，比如将税收用于补贴教育、提升技能、支持产业转型以及在医疗保健和儿童保育方面提供社会支持，这才是有效的战略，而不是直接把钱从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深思熟虑的税收政策可以促进这些良性的转变，也将会是一个强大的工具。税收政策的实施结果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讨论税收政策中的消极例子时，经常有人谈论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进而主张对像CEO这样的高收入群体征税。从纯数字规模的角度来看，CEO群体的薪酬自然会受到关注。然而，看待这个问题的关键点要着眼于“影响范围”。一个CEO或一家公司的影响力是超出其公司范围的。他们推动了创新，创造了就业和机会，促进了供应链和产业的发展。一个有缺陷的税收政策试图达成平等的收入分配，就对富有生产力的个体大量征税，用来支持生产力较低的个人。而一个有效的税收政策是保持对富有生产力的群体强有力的激励，同时为小型和创新企业提供信贷、提供税收补贴以及为寻求提高技能的年轻人提供教育信贷。本质上，税收政策应根据预期结果来量身定制，而不是追求简单的收入均衡。

商学院：如何定义“公平”？

耶尔特金：税收政策涉及到各方对“公平”的看法。在我看来，公平并不等同于各方均等（equality），相反的，公平意味着机会均等。以商学院为例，我们不希望能否支付学费成为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障碍。有些人有更高的支付能力，但有些人则需要奖学金和经济资助。我们的目标是以尽可能好的方式来管理这一点，确保人们可以平等地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进入商学院读书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获得相同的财务回报，相反，这是为所有人提供公平的机会。

追求公平是一个持久的目标，但要避免扼杀创新。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增长，如果没有增长，每个人的未来利益都将受限。

商学院：当众多中国公司开始去海外寻找机会时，留在国内的产业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耶尔特金：中国消费市场的购买力正在提升，消费者的品位也在发生改变，这为市场增长创造了实质性的机会。即使中国企业的生产地点发生了变化，它们也将继续迎合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需求。对于生产，特别是最终生产，迁移到不同的地点是很自然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专长是什么？贸易内在地（inherently）会导致专业化。虽然基础制造业可能转移到其他地区，但剩下的是更加专业化的产业，如高价值的技术生产和高价值服务业服务于国内和国际市场。

几十年前，电动汽车和电池等产业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当时注重的是更为根本、更为基础的产业。现在，人们正在转向更复杂、更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个情形与美国的钢铁生产类似，美国把钢铁业的初级生产转移到国外，留下专门从事高精尖工程的公司，这些公司参与到诸如在海底铺设电缆等需要先进工程技能的项目中。

中国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变，从基础制造转向高度复杂、高附加值的制造。即使产品的最终组装地点转移到其他地方，中国仍将在制造高附加值中间产品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商学院：在产业向海外迁移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类似于美国“铁锈地带”的情况？如何看待由产业迁移导致的摩擦性失业问题？

耶尔特金：在产业向海外迁移的过程中，会出现由成本和技术引发的“双重失业现象”。这一现象不仅在美国的“铁锈地带”出现，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看见。首先，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工人技能的提升和生产成本的增加，促使企业去寻求更低成本的生产机会。虽然这可能导致失业工人的不满，但往往能对经济带来积极影响。其次，技术进步也会导致失业，比如自动结账。因此，一个经济体将面临技术进步和离岸生产导致的失业问题。

在这一时期，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向帮助失业劳动力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一个重大的挑战是劳动力搬迁的费用，特别是当涉及到家庭、儿童教育和老年人护理时。通过提供资源、税收优惠和其他支持来协助劳动力在地理上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而在年轻人群中，工作的重点可能是提升工作技能。

如今，美国的“铁锈地带”城市正在通过投资绿色能源、增材制造、医疗保健等高科技领域，以及发展教育来重塑自己。转变的过程虽然漫长而且痛苦，但这些是有效的政府政策可以产生显著影响的地方。在匹兹堡，这种转变是成功的，尽管一开始很痛苦。这座城市从关注教育和金融过渡到关注健康、教育和科技，那些由大学的人才和研究引领的创新可以与创新中心相连，通过补贴和税收激励措施提供支持，从而帮助企业实现转型。

商学院：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请问如何理解这一现象的生成？

耶尔特金：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化的图景，就会发现，经济上的相互联系越多，彼此之间的冲突就越少，因为彼此都在奔向同样的目标，这一点极其重要。我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推动开放贸易，推动全球思想交流、公司合作，消除任何形式的人员流动障碍。

保护自己国家的工业是很自然的行为，因为人们不喜欢竞争，这是本性。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主张，因为过度保护，思想的引进和交流就会越少，壁垒也将越筑越高。

所以，我们必须思虑长远，这不仅事关当下，也事关我们的后代。我认为要吸取的教训是，很多国家把保护当成是自然而然的事，就像熊妈妈搂着你。我们需要抵制“熊妈妈”式的保护主义倾向。

在前进的道路中，每家公司都不应该气馁。每一次合作都是在为下一次合作打基础，遇到挫折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坚决抵制“熊妈妈”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