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华强北成熟背后的尴尬:从模仿到被模仿
深圳造已经不再是质量低劣的代名词。虽然在创新方面仍然落后,但许多公司获得了成功,推出了面向全球市场的手机(小米和华为)、机器人和无人机(大疆和亿航)。
在华强北,GoPro专卖店对面一家店铺销售的运动相机售价仅为200元,而GoPro专卖店内同类产品售价高达3395元。GoPro员工耸耸肩说,“出于玩的目的,人们会购买非品牌运动相机。不过我们的产品质量更有保证。”
深圳山寨公司成熟最明晰的标志,可能是它们本身也遭遇被山寨的困扰。
小米创始人雷军上个月发牢骚说,在华强北,30%-40%的小米手机是假货。媒体报道称,雷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说,“假小米手机的外壳与真机相同,但功能很差,成本只相当于我们的三分之一。除蚕食我们的营收外,最重要的是,假货影响了我们的品牌形象。”
Anker也遭遇这种尴尬。公司联合创始人赵东平(Dongping Zhao,音译)说,“我们的产品遭到大量公司山寨,是山寨文化的受害者。其他公司山寨我们的包装、设计、颜色和图片”,甚至有一家山寨公司的名称为Vnker。
相对于被模仿企业的吐槽,模仿企业得经营者也不是单纯的希望模方去一味谋取利益,他们也很重视产品质量,甚至有超越前者的理想。
弘丰和埃微分别模仿了GoPro、Fitbit,张红兵创办弘丰的想法很简单,生产“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的100美元相机”。但他现在称,“我们的重要目标是超越GoPro,这是一个简单的目标。”
注意到Fitbit的崛起后,祝红甲2012年创办了埃微。埃微靠给其他公司代工制造产品起家,2014年推出了自己的品牌,通过网络销售。
目前,埃微80%可穿戴设备销往海外市场,主要是欧洲和日本。2016年埃微销售额比2015年增长1倍至1.6亿元,祝红甲称净利润率为10%。相比之下,去年Fitbit营收为人民币152亿元,亏损了人民币7.1亿元。
祝红甲说,他的优势是性价比。他承认埃微的应用远远落后于Fitbit,“我的应用团队只有15名工程师,他们有数百名工程师”。埃微仍然能够把最新产品价格翻番至200元,其功能也远远多于上一代产品。
电子产品制造业独立顾问安德鲁·黄(Andrew Huang)表示,“部分山寨公司有能力对大公司形成有力威胁”,其他公司则脆弱得多,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撑不下去了。
有意打造自己品牌的公司——现在也面临被山寨的威胁,通过推出新产品和甚至超过美国“师傅”的产品规格,努力在业界保持领头羊地位。与它们全球化雄心相契合的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设立支持中心,向用户提供售后服务。
在Anker的逾600名员工中,半数从事研发工作。研发费用占到Anker销售额的3%。弘丰则声称,研发费用占到营收的10%。
Anker通过子品牌Eufy进军智能家居市场。Eufy支持亚马逊Alexa语音助手,已经进入美国和日本市场,将很快进入英国市场。公司工程师还在开发一款车载仪表盘计算机。
弘丰不再局限于运动相机,还在开发行车记录仪、全景相机和随身相机。弘丰甚至可能在开发用于拍摄宠物的相机。
采取不同策略的公司,很少获得成功。2016年初,GoPro曾推出售价人民币1380元的Hero+,与廉价山寨品竞争,但后来取消了低端产品,重新专注于高端产品。
肆虐国外可穿戴设备市场的风暴也波及中国。埃微称产品周期不断缩短,来自国内同行的竞争日趋激烈。市场研究公司NPD的数据显示,去年埃微手环销量为200万,相当于小米的约五分之一。
受山寨品的影响,去年弘丰相机销量下滑六分之一至100万台,弘丰总经理托尼·索桑亚(Tony Sosanya)说,“中国现在需要开始重视知识产权”,否则会侵蚀创新的动力。
安德鲁·黄表示,山寨品厂商“对时刻保持警惕已经感到厌倦”,对获得的与品牌厂商相比的微薄收入不满,“中国厂商切实意识到,如果没有品牌,它们就无法走向国际市场,在玩注定失败的游戏”。
温莎称,由于没有能开发出锁定用户、防止他们购买竞争对手产品的生态链,美国品牌错过了成功的机会。
(文章来源:凤凰网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