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最新出版的重庆市区交通旅游图上，并没有标出博物馆的位置，还好当轻轨列车驶进佛图关站时，车厢里的广播会提醒说：如果要去参观史迪威博物馆，请在此站下车。

走出车站，是一段长长的下坡路，在山城这样的路司空见惯，但四周某种说不清的特殊氛围又提醒着来访者，这里与别处不同。

1942年3月，史迪威也是沿着这条幽静的小道第一次走进那座宅院的。他是第五次来华了，此前，他一共在中国生活工作过13年：先后两度任职于驻华美国公使馆，又在驻天津的美军部队中服役，还一度被国际赈灾委员会借用，担任晋、陕两省的筑路工程师。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身为驻华武官的他马上成立了一个情报组，及时向美国政府报告战争进展。他游历过几乎半个中国，能说流利的汉语，有时用中文写日记，甚至自称“是一个中国人了”。

当时担任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的宋子文（1942年10月返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把重庆市区制高点鹅岭山脚下自己的公馆，让给了这位美国盟友派驻中国的最高将领。

但雄心勃勃的史迪威没在这座背山面江、风景如画的宅院里待多久，随即亲赴缅甸指挥中国军队作战。1942年5月，缅甸战役失败，年近60的他拒绝乘坐派来接载他撤往印度的飞机，坚持与部下一起徒步走出缅北丛林，而且经常走在部队的最前头。

此后发生的故事，对中国抗战史感兴趣的人都耳熟能详。退守印度的史迪威训练出一支勇敢善战的中国远征军，经过浴血战斗，在印缅战场上屡次击败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

但是，由于主张在中国战场对日军采取更加积极的进攻战略，大幅改革国民党军队的管理系统以提高战斗力，并认为应该平行援助共产党的抗日部队，令当时的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大为不悦，后者三次要求罗斯福总统将这个“傲慢”的副手调离中国，最后迫使史迪威不得不收拾行装。接到调令前，他因为战功卓著，刚刚晋升为四星上将。

临行前他留下了两封信，一封给他西点军校的校友和印缅战场上的战友孙立人将军，他在信中说：“我一直坚持中国军队只要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比肩，我很欣慰我们已经有机会将之证实了......我希望您能够忘却我们之间以往的所有误会和冲突，把我当作您和中国的朋友。”

极有军事指挥才华与主见的孙立人，时任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在训练和作战中多次与史迪威发生争吵，有一次甚至把他的美国上司关在指挥部门外足足一个下午。但宽宏大量的史迪威对孙十分欣赏，常常委以重任。

另一封信写给朱德，他对比自己年轻三岁的八路军总司令说：“对不能与您和您不断壮大的杰出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

也许是长期戎马生涯辛苦操劳，也许是中国战场上壮志未酬而郁郁不乐，离开中国仅仅两年，史迪威因病在旧金山一家陆军医院去世。去世前一天，根据他的请求授予他一枚步兵战斗纪念章。这是一种极普通的奖章，只有在第一线战斗的步兵才能获得。

这不禁让人想起与史迪威同时代的麦克阿瑟将军那句名言：老兵不死，他们只是悄然隐去（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

25年后，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乔-史迪威及其中国使命》一文中耐人寻味地评论说：“他在中美友好时代度过了他的中国生涯，当时两国人民之间有了广泛的接触，幸运的是，他没有活着看到我们变成了敌人。”

（谭洪安 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