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了么创始人兼CEO张旭豪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小的时候，经商的父亲就说要教给儿子对钱的正确认识。“我的小孩要学会用钱，再学会赚钱”。

在长期的理财教育浸淫下，张旭豪完美继承了上海人敏锐的商业触觉。还在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带他去眼镜店，他问店员其中一款的进货价。在获得回答后，张旭豪指出了店员的错误，因为他曾跟随父亲去进货，知道每一款眼镜的资料。后来，店员核对了进货表，发现自己果真说错。张旭豪对数字的敏感性，让他大为吃惊。

这种上海人特有的灵敏头脑，在张旭豪日后的创业路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最初在上海交大创立时，饿了么有一个同校的对手。当时，论用户基础、资金实力，饿了么都处于下风，战况非常不利，张旭豪和他的伙伴们希望找到弯道超车的办法。

一天，张旭豪在微博上收到一个用户反馈，说老板在送餐时，给他塞了一张传单，建议他以后不要在饿了么上订餐，通过电话订餐，可以送饮料。

这种情况，俗称“飞单”。“飞单”的动机显而易见，因为当时平台实行佣金制，根据交易额对餐厅实行固定比例的收费，餐厅卖得越多，缴费也越多，老板自然希望绕过平台直接跟用户做生意。

这件事对张旭豪震动很大，但他很快也看到了其中的机会。

早在此前，在跟几个老板交流中，张旭豪就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痛点。比如随着餐厅订单越来越多，老板抄单、分单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他由此萌生了开发一款工具给老板使用的想法。

他认为，此时正是推出这款工具的时候，因为饿了么需要它来给商家一个留在平台上的有力的理由。几天后，张旭豪向伙伴们宣布了两个重大决定——1.开发一款商家订单管理软件；2.取消佣金制，采用SaaS收费模式，一年收取一次软件使用费。

事实证明，这个转变极大增强了饿了么的商家粘性，有些商家甚至开始劝说用户从竞对平台转到饿了么订餐。不到半年，饿了么就制霸交大及周边区域，开始向全上海拓展。

在其后饿了么的几个转折点中，包括2014年跟进美团的全国扩张，张旭豪都做出了极具前瞻性的决策。毋庸置疑，这与其自小接受的“上海式家庭教育”密不可分。

张旭豪研究生期间就读的上海交大，素有“上海创业摇篮”的美名。

“携程四子”中的季琦、沈南鹏、范敏，小红书创始人毛文超，淘在路上CEO陈伟等，都是上海交大校友。在榜样的力量下，交大的创业氛围一直非常浓厚，这给饿了么的诞生，创造了充分条件。

交大师生是饿了么的第一批用户，交大对饿了么创业团队的帮助，至今也让张旭豪印象深刻。

创立饿了么的第二年，张旭豪和同系的康嘉都将毕业，他们一边要忙公司的事，一边还要写硕士论文，渐渐感到力不从心。在张旭豪的提议下，二人决定向导师申请休学创业。这在当时的同学们看来，是不可能被批准的。

在交大旁一家咖啡馆，二人试图向导师阐述他们的创业计划。聊了一个下午，导师最终说了一句，“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具体想做些什么，但如果你们真的相信这份事业，那我也肯定支持你们去做。”最终，张旭豪和康嘉的休学申请被通过，他们得以全身心投入到创业中。

此外，交大还全力支持饿了么的早期建设。

在获得第一轮风投前，饿了么全靠核心团队几位同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支撑，一度非常艰难。有鉴于此，导师和交大一直不遗余力地把张旭豪的项目推荐到各种创业比赛中，以获取竞赛奖金继续支持运营。正是在其中一次创业比赛里，张旭豪被后来饿了么A轮融资的投资方——金沙江创投的合伙人朱啸虎相中。

为回馈母校的支持，2015年，张旭豪代表饿了么向交大创业学院捐赠了500万元创业基金。纵观这些年来涌现的众多明星公司，似乎还没有一家像饿了么这样，与其创始人母校联系如此密切。

有媒体曾打趣道说，饿了么生于交大，长于交大，基本上就是交大的“亲儿子”。如今看来，这话其实并不为过，若没有交大，就不可能有现在的饿了么。

从2008年就开始做外卖，饿了么称得上是中国外卖O2O的鼻祖，而外卖O2O滥觞于上海，无论从哪方面看来，也绝不是机缘巧合。

上海优良的创业环境，是外卖O2O萌芽的根本。综合人才、资本、政策环境和商业氛围等多个维度看，上海的创业环境无疑是国内最好的。2015年，《财富》中文版评选出对企业家和创业者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十大创业城市，上海就在各项评价上击败北京、深圳等地，名列榜首。

（《财富》中文版对上海各项创业环境要素的评分）

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是中国风投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即便在号称“资本寒冬”的2016年上半年，上海泛互联网领域也发生了344起投融资事件。专注于创业企业早期投资的经纬创投、红杉资本等顶级国际风投机构，也都在上海设立本地化投资团队，而经纬正是饿了么B轮的投资方，红杉则投了它的C轮和F轮。都知道外卖市场烧钱，但植根于上海，这些年来饿了么从不缺钱。

在政策环境方面，上海政府也给饿了么非常大的帮助。

白领是这两年来外卖市场的主力，而上海政府则一直致力于解决白领的就餐难题。早在2011年，上海静安等区的政府就开始推行“白领午餐工程”，以补贴、年终奖励等方式，鼓励写字楼附近的餐饮商户推出经济实惠的午市套餐，解决白领就餐难题。

由于这项工程，上海各个核心商圈早早就形成了浓厚的午市氛围，在中西式快餐、甜品饮料等餐饮品类上拥有良好的用户和商户基础——这些“轻品类”,正是饿了么2014年底向白领市场拓展时主要的发力方向。因此当时平台的上海地区市场经理几乎不用在地推上花太多时间，则迅速地把外卖服务覆盖到全上海白领区域，这让饿了么的白领战役成功打响了头炮。

此外，上海政府也一直致力于监管创新，协助提升外卖平台的食品安全保障力度。2015年8月，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与饿了么打通数据体系，让消费者可以在饿了么上看到该区域餐厅的证照及环境卫生评级，实现食品安全信息全透明。这是国内外卖行业政企之间第一次有如此深度的监管合作。其后，全国其他城市都纷纷效仿，与外卖平台展开大数据监管合作。

今年5月，上海闵行监管部门还为外卖行业制定的《网络订餐服务合同》范本，方便平台和商家明晰各自权责，这在全国同样尚属首次。

屡屡敢于第一个“吃螃蟹”，可见上海政府对网络外卖这一块相当关注。

一个适合创业的城市，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有力的政策支持缺一不可，放眼中国，像上海这样同时拥有两者的少之又少，这就是为什么外卖O2O可以也只能发源于这个城市。而外地的外卖平台，因为后进，则只能对饿了么的“上海模式”照瓢画葫芦了。

一路看下来，从创始人到成长环境，饿了么与上海，都是水乳交融的关系。饿了么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值得上海引以为傲，毕竟从宿舍创业到45亿美元估值，这是一个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的独角兽。近几年，创业创新热潮在全国兴起，相对于北京杭州深圳这些城市，上海固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饿了么的成功，证明上海也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其不足亦并非不可克服。

（文章来源：商学院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