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30日，星期一，午前不久，希特勒驱车前往总理府晋见兴登堡。如果用“决定性瞬间”来形容这次会面，一点儿也不为过。就在这次晋见之后，刚过不惑、留着查理·卓别林式胡子的希特勒，这个年轻时在维也纳一事无成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无名小卒、啤酒馆政变中有点儿滑稽的所谓领袖、其实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奥地利人的天才煽动家，正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

威廉·夏伊勒，这位从美国荒原走出来的德裔美国青年，似乎被天赋观察时代、记录时代的重任，他一路迢递，从芝加哥、华盛顿直到纽约，而为了摆脱美国小镇的窒闷气氛，他来到欧洲，做起了一名记者。

在我看来，较之其他关于“二战”的著作，夏伊勒对于纳粹的研究并不仅仅关注在表面的政治斗争与战事胜负，作为记者的他向来对大时代下的群体意识与民众生活更感兴趣，如果说通常的历史著作旨在阐明因果，那么夏伊勒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以大量翔实生动的历史细节将因果之间的历史缝隙填缀起来，换句话说，褪去细节的所谓因果不过是乏味的结论，真正杰出的历史著作总能让读者感同身受。

比方说如今即便是小学生也知道希特勒是万恶之人，但夏伊勒告诉我们，希特勒在当年的德国何其受到追捧。当年很多德国的天主教新教教会都颇为推崇希特勒，对纳粹党赞誉有加。因为在德国历史上，教会组织往往和专制统治相结合，“对自由和民主的兴起极为抵制”。即便是马丁·路德·金也十分推崇威权政治，并且极端仇视犹太人，甚至提议要把犹太人赶走，拆掉烧毁他们的房屋、学校和教堂，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将他们投到监狱中去。换句话说，某种程度上希特勒的应时而起，其实也与这种极端宗教观念颇有关系，他的政治主张和激进的思想观念并非孤响乏应，而是确实和相当一部分德国民众的观念相契合。

“一战”战败的耻辱之感，对《凡尔赛合约》的不服不甘，对以犹太人为主的富有阶级的仇视，以及对德国一洗前耻的深刻自卑，凡此种种，就如烈焰之苗，其实早已在很多人心中隐隐炽燃起来。而当像希特勒这般具有天才煽动家天赋的人物出现，倘若没有足够强大的正义力量加以阻拦，那复仇的火焰势必将漫天遍野。

问题不仅仅在于希特勒作了什么恶，而是让希特勒的恶魔狂想得以顺利全盘展开的群体意识是什么?这个盛产哲学家的文明之国，何以短短几年就举国若狂，成为人类罪恶的渊薮?甚至不独希特勒如此，据夏伊勒所述，当时不少西方民主国家对墨索里尼也是推崇备至，那为何民主选举出来的领袖最终却葬送了民主?诚然希特勒、墨索里尼罪大恶极，但我们每个人是否果真都清白至极，是不是在有意无意中都曾为他们的野心添过火加过柴?

是的，纪念“二战”，不仅是为昔日牺牲的英雄与惨遭不幸的遇难者致以深切悼念，更关键的是重新审视我们每个人内心可能的恶与软弱，知道善与正义多么易于磨损与被忽视。就如夏伊勒所看见的：“对于第三帝国早期绝大多数人民来说，他们根本不关心教会怎么反抗纳粹政府的统治，抵抗行动对他们而言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应该早点意识到与死亡或监禁相比，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自由简直是一件太轻松的事情了。除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一小群人，绝大多数人都不会为了守护什么信仰而甘心失去生命或自由。”

于是，到最后，放弃信仰和可能正义的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侥幸躲过危难，反倒正在排队上刑场。

（顾文豪 中国经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