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银（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水中银）的总裁杜伟梁，算得上香港创业圈里较为知名的人物。该公司于2015年获得南丰集团的B轮融资，估值超过1亿美元，目前是香港估值最高的五个初创企业之一。

这家2011年3月在香港科学园设立科研基地的香港企业，将全球首创的“转基因鲭鳉鱼”及“斑马鱼”胚胎毒理测试技术用在食品、化妆品及水体环境检测中，可检测出超过1000种有害物质，获颁多项国际性科技发明奖。

水中银被南丰集团的行政总裁梁锦松看好。当记者问及该公司是否有10亿美元的估值目标时？杜伟梁笑答：“这是梁锦松说的。他说我们会是第一家独角兽。”

最早投资水中银的人，如今已经有100倍以上的回报。杜伟梁透露，目前该公司差不多完成C轮融资，但未对外界透露融资金额。

被金融、地产行业垄断的香港投资市场，也确实正期待着香港第一家创业独角兽（投资界对10亿美元以上估值，并且创办时间相对较短的公司的称谓）的出现。

2013年香港的创客空间，一片冷清。曾有媒体报道这么描述：“香港创业孵化器中，不见香港人”。而今，受内地创业大潮影响，香港特区政府从2015年年底开始加大对创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政府和全球资本的重视，正逐渐让香港摘掉“创业蛮荒之地”的帽子。

香港的政府官员和业界人士在不同场合都评价说，现在是香港创业的黄金时代。

创业氛围由淡转浓，正体现在2016年孵化器和初创企业数量的增加上。香港特首梁振英于2016年7月指出，香港目前拥有超过1600家初创企业，超过40多个孵化器和共用工作空间，他评价香港当下的创业环境为，“政府工作已初见成效，但仍需私营机构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仍以房地产、金融、物流产业等为支柱产业的香港缘何吸引创业者在今年逐渐布局？香港创业者真的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吗？

中国最大的电子制造业供应链电商平台科通芯城属下的硬蛋科技，今年3月于香港数码港设立占地600平方米的硬蛋体验馆，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硬蛋意图成为香港创业者和全球供应链之间的“超级联系人”。

谈及布局香港，硬蛋科技总裁李峰认为，香港创业团队非常强调实用性，硬蛋提供的平台可以结合风投，让创业者在香港完成早期阶段的培养，体验这里的市场销售渠道，并学习怎么把内地的产品卖到海外，或把海外产品卖到内地。

此外，硬蛋科技还投入5000万美元（约4亿港币）设立香港创新基金，面向所有在香港注册的创新创业公司。硬蛋7月份举行了一次创业基金路演，首轮参加的10家公司中，有6队来自香港，硬蛋的创新基金平均给每个公司投100万美元。硬蛋香港市场总监吴卉茵表示，香港的创新氛围正在改善，投资者对创新行业特别感兴趣，他们不太担心创业者跟不上，“创业是逼出来的。”

进入2016年，包括Startmeup HK等官方组织的创业展、Startup Weekend等全球性质的非官方创业活动陆续举办。社会企业孵化器SoInSoGood也在香港科学园内开展一系列活动，帮助青少年接触基本的互联网科技，以激发他们在创业方面的热情。该项目经理Clement说，他感觉参加相关科技活动的青少年人数最近开始增加。

Startup Weekend活动的常客Linka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她直观的感受是，从前参加创业活动的大多为外国人，但近几个月以来，香港青年人明显增多。“尽管本地的青年人不一定会即刻就投入到科创事业中，但起码他们对这方面已经开始注意，不再对创新这方面的话题不闻不问。”

除创业活动之外，青少年们现在还能够便捷地在校园获取相关创业资讯。大大小小的创业组织已经在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创业氛围较为浓厚的高校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甚至开设相关的创业类课程，供学生选择。

“香港目前的众创空间数量增多，包括各大院校内所设立的与创业有关的机构部门也同样在增多，创业者们因而获得更多的空间来发展。”香港市场数据分析初创公司Advwhere的CEO黄江源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也提及了这一变化。

大疆创新创始人汪滔就读过的香港科技大学就设立有创业中心。今年7月该校连续第六年举办了校园创业大赛，所有奖项总价值为100万港元，吸引了超过500支来自香港、北京、广州、深圳、澳门的队伍参加。

7月19日，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大疆创新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李泽湘等人共同成立了“HONGKONG X科技创业平台暨青年创业服务系统”。该项目计划在未来四年内，以资助形式支持120个早期项目及40多个天使项目，鼓励在香港的青年创新，支持创新科技由校园走向市场。

活动当日，腾讯主席马化腾也指出，香港有不少优势，在亚洲甚至全球排名都是头几位，聚集大量人才，又背靠中国内地，但唯独在科研上却差一点，希望香港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加大。

2015年11月香港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的成立，让本地创业者感受到香港特区政府对改善本地创业环境的“诚意”。

在给记者的书面回复中，创新及科技局发言人表示，立法会在7月通过创科局成立规模达20亿港元的“创科创投基金”，以填补本地创科初创企业在成长期的资金缺口，推动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地初创企业。该基金计划于2017年上半年推出。

香港政府会按1：2的出资比例，与获选的风投基金合作，共同投资于香港的创科初创企业。获投资的公司必须位于香港，在香港有足够多的业务运作，最好是处于A轮发展阶段。

除了这一基金外，该局还将推出价值20亿港元的“院校中游研发计划”、5亿港元的“创科生活基金”等扶持基金。

香港商业环境对创业者来说，依然有吸引力。负责招商引资的香港投资推广署回复记者称，香港有高度自由的经济模式，资金及人流进出自由无阻；在香港成立公司的程序非常简便；也有具世界视野及熟悉内地商业运作的人才等等优势。更为重要的是，香港邻近内地庞大的消费市场及深圳生产基地，特别受物联网等初创企业家垂青。借着便捷的市场条件，创业者可以在香港容易地操控在内地的生产事宜，将新产品快速地推出市场，抢占先机。

但创业者们也提出了对香港创业环境的批评。

在2011年5月，两位香港年青80后创业家温学文和王艺彬成立创业组织“青年创业军”，喊出“莫欺少年穷”的口号，截至今年7月底已经有6827人加盟（已全职或兼职创业的超过4052人）。

早在2014年，青年创业军就通过调查发现，61%的香港创业者在创业后两年迅速面对经营困难，30%的创业者则在两年内面临公司业绩衰退。

今年1月，“青年创业军”向组内创业成员的调查则显示，95%的受访者没有申请过政府的基金，因为他们觉得申请过度繁复，或不知道如何申请。调查结果还显示，42%的青年创业者表示目前香港青年创业政策未能帮助他们，有15%的受访者不知道有相关的创业政策。

“香港不少青年人想创业，”创立了一家IT公司的温学文创业已有五年，他告诉记者，他曾做研究，发现组内成员在两年前成立的创业公司中，生存下来并且能够不亏钱的公司只有13%。

香港青年者的竞争压力不小。据温学文介绍，6000多个组内成员从事最多的是IT行业，第二是女性生活用品类（食品、首饰），第三是传统的贸易行业（网店）。他们不仅面临香港本地大公司的强势市场竞争，还面临海内外城市的竞争。

当问及政府如何能帮助改变年轻人去创业，温学文摇了摇头说，“大的环境改变不了”。他说，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能解决创业的难处。

曾在2014年申请香港科技创业培育计划资金的列家诚，则对香港政府的效率提出质疑。列家诚以自身为例证说，香港的法律法规非常完善，但就是因为太完善，反而令申请创业资金的程序非常复杂。

根据香港科技园官方信息，创业者申请该资金需要填写长达20页的商业计划书，包括产品研发、营销、资金来源、管理、技术等多个方面，并提供商业登记、公司注册证书等一系列文件，由香港科技园公司安排面谈，召开评审委员会会议之后才能得到批复。

列家诚于2014年10月创办了Censpot，专注于不同类型的教育软件的开发。2014年12月，他的创业项目成为香港科学园培育计划的成员，并于2015年2月正式入驻香港科学园。列家诚曾于2014年9月申请香港科技创业培育计划的资金，当年12月得到政府和科学园的批复，可获得30万港元，但是发放过程非常慢，每半年只能领到1万港元左右，至今只拿到3万港元。

“每年政府都会说要为创业者提供资金，但是当申请一万块需要半年的时候，还有谁愿意去申请呢？所有的政策到最后都变成了一个广告而已。”列家诚说。

前海厚德创业孵化器（下称前海厚德）董事长邓永强也对香港的效率提出批评。他认为，受各种因素制约，香港政府的拨款特别缓慢，香港青年人对所谓“地产霸权”的批判不无道理。

在列家诚看来，虽然香港政府从去年11月加大支持力度，但香港的创业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表面上看来创业氛围好像变好了，注册的公司数量有一些增长，大家一窝蜂冲出去说我可以做老板了，但是真正拿到政府资金的企业寥寥无几。”

创业者列家诚的选择，在香港创投圈中颇有代表性。

2015年10月，考虑到主要客户都集中在内地，前海可作为打开内地市场的踏板，列家诚的公司Censpot在前海正式注册。Censpot的主营业务是教育类手机App和网站，融合传统学习和在线学习，为发展中国家学生提供网上学习与自动评核平台，也是香港各大学软件的供应商。创立至今公司在内地已经积累4万多的用户，每年的营收约为40万到50万元人民币。

列家诚曾受邀到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做分享演讲，对前海的印象大为改观，被前海园区内的繁体字系统、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浓厚的香港味道感染。

前海厚德深港联络专员慕容志辉介绍，自2014年12月7日成立至今，该孵化器共孵化了40多个项目，成功融资的有10多个。目前正在入驻孵化器的项目共16个，香港项目则有10个，未来将会把香港项目的比例提升至一半或以上。

慕容志辉表示，孵化器在前海和香港如此布局，是因为香港投资种子轮的基金较少，让他们能更容易接触更多的好项目。事实上，基于香港的创业成本，不少港人也会北上创业。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办公场地的租金大约是相邻城市深圳的两倍，这是香港创业环境中最要命的成本问题。温学文以他位于观塘创业街的一个40平方米的办公室为例，2年前每月租金为7000港元，如今在香港整体房价下跌的情况下仍然要12000元。

高昂的租金，直接把一些香港创业者“赶”到了深圳。

前海管理局、深圳青联和香港青协三方发起成立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下称梦工场），目的正是培养深港两地具创新创业意念的18-45岁青年，以及孵化具高潜质的初创企业。目前共200家初创企业申请进驻。

来自梦工场事业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梦工场逾60个团队募资成功，约占入驻团队的50%。融资前十排行榜中，香港团队3家。团队营收前十名中，香港团队占4家。

前海厚德是梦工厂内主要的创业孵化器，股东来自国内外的创业者及天使投资人，提供免租工位、天使基金、创业辅导以及法律，工商等服务。2016年初，前海厚德宣布在香港设立价值约1亿多港元的香港英诺天使基金，主投智能硬件等项目。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说，香港企业要打入中国市场，一定要在内地某个地方落脚，作为连接内地腹地的桥梁。前海最大的优势是拥有14亿人口的市场。

在列家诚看来，前海青年梦工场有着非常活跃的创业气氛，创客务实认真，脚踏实地，这一点是香港科学园难以比拟的。

“在前海，所有人都把自己当成是创业者，抱着一种谦卑的学习心态，一定会努力把产品做到最好才推出去。但是科学园的香港人是很骄傲的，他们当自己是企业家，比较急功近利，在产品还没有做好之前就去吸引投资方，这种现象我在前海从来没有看到过。”列家诚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前海厚德董事长邓永强认同的是，香港的创业氛围正得到改善。他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孵化器对香港人才是很积极开放的态度支持创业，现在是香港创业的好时候。“深圳前海的创业环境很好，会影响到香港的氛围，尤其是青年人。”

创业环境的好坏，人员流动最能说明问题。

“香港本地人认为创业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择。大学生在毕业后，往往会选择到传统行业找一份工作，以保证经济基础。”作为香港大学生，Linka深切感受到，现在的香港青年在从大学毕业后，首先希望获得的还是安全感，而创业是高风险的事。

Linka口中的“传统行业”，指金融、零售、贸易、地产等香港主要支柱行业。在这些行业就职的毕业生能够获得的薪酬要高于创业公司所能承诺支付的薪酬。

以金融行业为例，根据国际专业招聘集团瀚纳仕（Hays）的《2015亚洲区职业薪酬报告》，在香港，金融从业者的平均年薪达到百万港元级别。即使是新入职场的应届毕业生，月薪也可达到数万港元。

在Advwhere商务运营负责人Rudy看来，创业公司很难提供这么高的薪资水平，职业发展的道路也不算清晰，因而毕业生较少选择投身科创事业。此前曾经在金融行业工作的Rudy对记者说，即使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决心重头再来，重新创业的香港人也不算多。“在香港，很多人就是缺乏这样的一种决心。”Rudy说。

7月11日香港民建联主办的“新愿景，新希望”科创主题圆桌会议上，杜伟梁讲述了目前科技类创业公司“招人难”的状况。

“根本上看，观念问题就是人才问题的来源，”他在会议上说，“从学生到家长，都对科学行业带有偏见，认为（该行业）不赚钱，以至于大学中学习科学学科的都是一些资质比较一般的学生，我们企业因此很难找到人才。”

香港科技园行政总裁马锦星则提到，每年在香港高等院校攻读商科的大学生逾13000人，就读科学学科的学生仅有不足700人，前者是后者的近20倍。

在圆桌会议上，杜伟梁发言时的情绪有些激动；之后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杜伟梁再次提到了观念问题。他说：“我们也希望能够招聘到香港本地的学生，但确实很难，我们只能从外地招揽人才。”

近年，香港社会本土思潮崛起，有的香港青年表现出封闭的趋势。在杜伟梁看来，这同样不利于香港创业环境的改善。

“香港本身的市场太小，人才资源也不算丰富，如果继续维持本土思维，企业根本无法发展，”杜伟梁说。在采访中，他甚至用“愚蠢”来形容这种思潮趋势，如果一直封闭在香港这个小城中，本地的科创只会是一潭死水。

在个人主观心态以外，还有很多外部因素，也在制约着香港科技创业的发展。

在上述会议中，香港政府、业界、学界有不少专家指出，香港科技创业发展缓慢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原因。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认为，阻碍香港创业发展的四大因素，除了人才问题外，香港政府研发投入不足（仅占GDP不足1%）、科研成果商品化不足、创业成本高昂这三个原因都属于外部因素。

目前，香港政府在科研上的投入仅占GDP的0.93%，这不仅和韩国、以色列等国超过4%的数字相差甚远，和中国内地在2014年的比重2.1%也相差甚远。

与香港金融和房地产业的繁荣相比，香港科创领域一度遇冷。根据香港统计署统计，2013年香港的科研投入为150亿港元，占GDP份额为0.73%，而深圳2013年的科研投入达到720亿港元，占GDP比重达到4%。

杜伟梁也对界面新闻记者提及科研成果商品化不足的问题。他说，这和香港高校的体制有一定关系。“首先，在大学里，教授们首先追求的是发表论文，而不是研究成果商品化上，”杜伟梁说，“其次，产品专利申请成功后，也不属于教授本人，而是属于学校。”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单凭大学校园本身，很难将科研成果商品化。

水中银的创业资金，由公司CFO筹得的200万港元，加上从城市大学校董会拿到的100万港元，政府的300万创业基金，加上科学园的一部分资金构成。从2011年到2014年，水中银的融资进程里，香港所有的VC都没有给过一分钱，尽管他们都听过水中银。“如今水中银做出成绩了，他们现在反而想追过来投资，这时候公司所缺的并不是钱了。”杜伟梁回顾说。

观念问题并不容易扭转。加入水中银之前的7年，杜伟梁先后创办了5家从零开始的企业，其中的Novanic电子2010年底被瑞凌实业收购，随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赚到钱后，杜伟梁想投资社会企业。但当时，他发现社会企业的概念在香港有点扭曲。“香港这种觉得社会企业很亏钱的观念是错的，投资人觉得亏钱，还需要追加很多投资。”

杜伟梁略尖锐地指出，香港赚钱太容易了！金融、地产这些行业，不需要太多科研投入就能赚钱。“香港的风投和各类投资公司都有，但是他们投了多少科技公司呢？”杜伟梁说，“一定一只手都数的来。”

杜伟梁观察的结论是，创业想要发展，最重要的还是人才，香港高校的科研力量大，但能不能把人才留下来创业也是一个问题。“未来这个问题还是要靠私人资本来解决。”

除了南丰集团之外，李嘉诚旗下的长江集团等企业也设有科创基金，开始投资香港本地的科创企业。

通过近身观察，在杜伟梁看来，香港资本家的投资取向有了变化。“很多投资者以前都想通过炒楼、炒股来积累财富，现在楼市股市都在波动，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些途径不能带来稳定的收益，开始把目光投向科创企业的投资。”

香港本地的财团开始关注创业公司的同时，阿里巴巴、科通芯城以及红杉资本等海内外资本也悄然进入香港创业投资市场。

2015年11月，阿里启动香港创业者基金和台湾创业者基金，其中香港创业基金规模为10亿港元。像阿里这样的巨头，看重的是香港本地团队固有的优势以及对其生态链的辅助作用。目前，服装电商YEECHOO、网店平台Shopline及物流平台GoGoVan者三家企业拿到了阿里香港创业基金的投资。

“香港创业者基金”总干事周骆美琪表示，对初创企业的投资额会因应他们的估值有调整，作出投资主要考虑其公司理念、创意定位、可拓展海外市场，以及可作为阿里生态圈的一部分等。

GoGoVan于2013年7月在香港成立，是香港最大的网上物流平台，提供服务范围包括机车、客货车及货车。自成立以来，注册司机多达3万名，拥有全港最大的司机网络，在亚洲的注册司机达15万名。目前，公司已将业务拓展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及印度。

2016年4月，阿里巴巴以大约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东南亚电商平台Lazada的控股股权，后者也在香港设立对接内地供应商的总部。

从投资方的角度来看，香港创业者的优势恐怕仍源于地域优势。阿里巴巴回复界面新闻称，从人才发展、投资资源、创业能力和法律法规来说，香港都有着发展创业生态圈的独特优势。香港不少行业包括物联网、金融科技、平台程序应用、电子商务等都是可以凭借已有的坚实基础快速发展起来的领域，香港创业者在这些领域亦有着丰富的知识储备，会有较明显的优势。尤其是金融科技。这些都可以让香港成为下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全球创业之都。

“大概五年前，香港的创业机构只有几家，现在已经多了很多。”在杜伟梁看来，这半年以来的情况和几年前完全不同，本地有很多创业基金，又背靠内地市场，本地的创业条件其实很好，只是需要更好地去利用。

“香港人不能妄自菲薄。”杜伟梁说。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