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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都相信，使他们在技术上获得巨大成功的这些高效率的思维方式和商业模式同样也能在慈善事业上给他们带来成功。总之，这些人构成了实现富足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他们是新生代的慈善家—科技慈善家。他们年轻、富有理想，他们是心怀世界的iPad一族，他们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关心地球。

回到大约600年前，财富都集中于皇室成员手中，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家族积聚财富。在文艺复兴时期，慈善关怀的范围得到了扩大，欧洲的商人试图减轻像伦敦这样的大型贸易城市内的贫困现象。

两个世纪之前，金融行业的一些从业者开始介入了慈善事业。但是，真正重写慈善事业规则的却是一些产业巨头。有意思的是，这些产业巨头传统上通常也被称为“强盗资本家”。

这些“强盗资本家”具有极其强大的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在不到70 年的时间里，他们就把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工业强国。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缔造了一个石油王国，类似地，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之于钢铁行业、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之于铁路运输业、詹姆斯·杜克（James B.Duke）之于烟草业、理查德·西尔斯（Richard Sears）之于邮购零售业、亨利·福特（Henry Ford）之于汽车业这样的人名还可以再列出好几十个。

然而，尽管大家都高度关注这些“强盗资本家”的贪婪，但是，当代历史学家都一致公认：正是这些“镀金时代”的大资本家建构了现代慈善事业。

当然，对于“强盗资本家”们所做过的大部分事情，学者们总是争论不休，这当然也包括对他们慈善行为本质的分歧。不久前，《商业周刊》报道：“约翰·洛克菲勒成了一位主要的捐赠者—但那只是在公共关系专家艾薇·李（Ivy Lee）告诉他，捐款可以帮助挽救本来已经严重受损的洛克菲勒家庭的形象之后。”而约翰·洛克菲勒的玄孙贾斯汀·洛克菲勒（Justin Rockefeller，他也是一位企业家和政治活动家）却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老约翰·洛克菲勒是一个虔诚的浸信会基督徒，他从拿第一份报酬始就开始把其中的1/10捐献出去了，他一直保持着一丝不苟地记录自己财务支出的习惯。

“他第一次开始经营业务是在1855年，那年他的个人收入为95美元，他把其中的10%捐献给了教会。”不管怎样，这9.5美元的捐献只是一个开始。在1910年，洛克菲勒捐出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以他的名字命名创建了一个基金会。到1937年他逝世的时候，他已经捐出了一半财产。

卡内基也是一位慈善家—甚至可能比洛克菲勒还要更伟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卡内基堪称是今天的科技慈善家的鼻祖。当沃伦·巴菲特试图激发比尔·盖茨的慈善之心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赠送给比尔·盖茨一本卡内基撰写的《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这本书试图回答一个微妙的问题：作为文明基础的那些法则已经使财富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既然如此，那么管理财富的适当方式是什么呢？

卡内基认为，一个人的财富必须用于回报社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并不是把钱留给自己的孩子，也不是把财产遗赠给国家公共部门。卡内基特别热衷的一件事情是，告诉别人应该如何帮助他人。

因此，他的主要贡献是建造了2500个公共图书馆。然而，《财富的福音》这本书在卡内基时代并不流行，虽然现代的科技慈善家都赞同他的许多人生哲理。不过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使今天这一代慈善家区别于上一代慈善家的，恰恰在于这两代慈善家在应该由谁去帮助他人、应该如何帮助他人这两个问题上迥然不同的看法。

1892年，《纽约先驱论坛报》做了一个尝试：把在美国的每一位百万富翁的身份都确定下来，最后，该报成功地列出了4047个人的名字。令人震惊的是，在这4047位百万富翁中，31%的人都居住在纽约。而且更重要的是，当这些百万富翁想回馈社会时，几乎都选择为自己的家乡效力。

在纽约，差不多所有的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交响乐团、剧院、大学、中学、慈善机构、社区组织或教育机构，在创建之初都得到了这些富翁的资助。

富翁们在进行慈善活动时表现出来的这种地域偏好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在当时，这些“强盗资本家”都是在一个区域性的、线性的世界里工作和生活的。非洲的贫困问题、印度的文盲问题，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经营活动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并不是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这些工业大亨们只把钱留给他们自己的“街坊邻居”是无可厚非的。即使如卡内基这样有放眼全天下的宽阔胸怀的人，也有这种倾向，因为他只在英语世界里建造图书馆。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eBay 网站的第一任总裁杰夫·斯科尔（Jeff Skoll）后来由媒体大亨变成了科技慈善家，他说：“今天的科技慈善家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工业革命只为当地做贡献，而高科技革命则兼顾了全世界。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了全球相互连接。在世界不同地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从气候变化到流行病，都会影响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全球性的事件和问题也都是‘地方性’的。”

1998年，斯科尔出售了eBay，套现了20亿美元，自此之后，他就开始了全球慈善事业。为了追求“一个和平、繁荣、可持续的世界的愿景”，他还创建了一个基金会—斯科尔基金会。斯科尔基金会试图通过投资创办社会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大规模的变革。

在斯科尔看来，社会企业家就是“变革代理人”。在发表于《赫芬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斯科尔进一步解释了他的这个理念，他是这样说的：

无论是非洲的疾病和饥饿问题，还是中东的贫困问题，抑或是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资源严重匮乏问题，这些对我们来说其实都不再是新闻了。但是我认为，社会企业家是有某种“遗传缺陷”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身上是不存在“不可能”这种“基因”的。除非他们真的改变了世界，否则社会企业家们不会感到满足，他们也不会让任何东西阻碍他们前进的脚步。

慈善机构给人们的只是食物，但是社会企业家并不仅仅满足于教会人们如何种植粮食—除非他们教会了农民如何种植粮食、如何赚钱，如果把赚得的钱回投于他们所经营的业务，然后另外再聘请10个人，他们是不会感到幸福的。而正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改变了整个行业。

然而，支持社会企业家只不过是今天科技慈善家所从事慈善事业新方向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向各三重底线（triple-bottom-line）企业投资则是他们从事“新慈善”事业的另一种形式。(“三重底线”即企业盈利、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三者的统一，是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提出的概念。)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后盾的聪明人基金会就是这样做的。聪明人基金会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但是，它会把经营所得的利润投资于那些为发展中国家制造急需产品和服务的业务上—老花镜或者近视眼镜、助听器、蚊帐，并且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

还有一个是eBay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所创办的奥米迪亚网络公司，该公司虽是一个营利性的公司，但是它把所赚得的钱投资到了一些对于“个人的自我完善”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去，诸如小额贷款项目、促使提高透明度的项目，还有各种社会企业。对此，奥米迪亚网络公司纽约办事处负责人马修·比索普（Matthew Bishop）在《慈善资本主义：富人在如何拯救世界》（Philanthrocapitalism: How the Rich Can Save the World）一书中写道：“如果他们（这些科技慈善家）能够利用他们的捐款创造出一条既有盈利前景，又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新路，那么就能更快地吸引到更多的资本，并且能迅速地产生更大的影响—与以往那种完全以捐款为基础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相比。”

新型慈善家与老一辈慈善家还有一个区别，这也许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区别了。大多数“强盗资本家”都是在他们踏入中年之后才变得慷慨大度起来的，而许多科技慈善家在35岁之前就已经是亿万富翁了，而且在那之后他们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了。

2010年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估计，全世界的亿万富翁已经超过了1000位，其中大概有500位在北美洲，245位在亚太地区，230位在欧洲。金融专业人士指出，真正的数字可能还要高两倍—因为许多人选择向公众隐瞒他们的财富，不仅是这些“超级富有”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而且这些富人的慷慨大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人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宣称：“互联网富豪正在大把大把地撒钱，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撒钱。”到了2004年，美国的慈善捐赠总额已经增加到了2485亿美元，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两年后，这个纪录再次被刷新，达到了2950亿美元。2007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一个新的慈善事业的黄金时代”。

捐赠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过去的10年里，新成立的基金会增加了77%，新成立的机构组织则超过了30000家。当然，由于经济不景气，近年来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了：2008年下降了2%；2009年下降了3.6%；2010 年下降到了10年来的最低位。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投入了100亿美元用于研究疫苗，这是有史以来慈善基金会用于单一目标的最大投入。

同样地，也是在2010年，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两位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宣布了“捐赠誓言”，他们倡议美国的亿万富豪在他们有生之年或者死后把他们的一半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或慈善机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特德·特纳（Ted Turner）、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几乎立即就加入了签名。

斯科尔也属于较早加入宣誓人群的一员，皮埃尔·奥米迪亚也是。甲骨文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微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美国在线（AOL）的创始人史蒂夫·凯斯（Steve Case）、Facebook 的联合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与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也都签了名。截止到2011 年7月，签名人数总计上升到了69位，而且一直都不断地有人加入。

科技慈善家是实现富足的一个重要力量，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了。他们已经影响到了金字塔的各个层面，包括那些以往很难达到的层面。苏丹的电信大亨莫·易卜拉欣（Mo Ibrahim）也在最近设立了易卜拉欣非洲领袖成就奖（Ibrahim Prize for Achievement in African Leadership）：任何一位非洲领导人只要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任职期满并且自愿离任，都可以获此大奖—奖金总额为500万美元（而且获得大奖的领导人在有生之年，每年都可以再获得20万美元的额外奖励）。

但是，最好的消息是，大部分科技慈善家都还非常年轻，因此他们的“征程”才刚刚开始。“一些最聪明的人士已经看到了，接下来他们应该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到那些领域上去。”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说，“他们正在被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那些问题所吸引，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可持续能源等领域。我认为他们很有可能会解决这些领域当中的许多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创造出许多新的技术、新的公司和新的工作机会，最终这一切都将会给地球上数十亿人带来繁荣富足的生活。我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骄矜自夸的成分在内。”

文/彼得·戴曼迪斯、史蒂芬·科特勒

本文摘编自《富足》，该书由湛庐文化出品，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彼得·戴曼迪斯是全球商业太空探索的领军人，X大奖创始人，奇点大学执行主席；作者斯蒂芬·科特勒是流动基因组计划创始人之一、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