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引用曾国藩对慈禧的评语。那句“才地平常”，惹恼了一位读者。他发来洋洋千言，力证慈禧才识过人，不消说在她所生存的转型年代，纵使放眼千载，都是第一流人物，中国女性，唯有武则天可与之比肩。他还援引英国人濮兰德和白克好司之言作为证据：“慈禧心思灵敏，突过于人，其热心政权，亦独秉特性，其天资之卓绝，性情之坚毅，加以一生经历之多，艰难困苦，险阻备尝，此其所以称为伟人也。”

这段话出自《慈禧外纪》。作者之一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曾任职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兼任《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戊戌政变之后，正是在其义助之下，康有为才得以逃亡香港。如果说此人还有一定声誉的话，那么另一位作者白克好司（Edmund Backhouse），通译为巴恪斯或巴克斯，则被视为疯子和骗子，他写慈禧的书《太后与我》，满纸幻想，通篇意淫，简直就是一部情色小说，作为史料，可信度极小。

《慈禧外纪》虽为合著，巴恪斯则是主导，因濮兰德中文不佳，书中引述的汉语文献皆由巴恪斯负责提供，这便给了他作弊的空间，譬如伪造《景善日记》等，害苦了许多读者和历史研究者。以至连译者都不愿袒护这本书：“这是一本十分恶劣的书。濮兰德大概并不知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上了巴恪斯的当，成了受害者，一世英名，毁于一书。”鉴于这种种情状，可知此书对慈禧的评价，并不十分有力。

濮兰德和巴恪斯赞美慈禧天资卓绝后面，还有一段话——姑且以此为由头，探讨慈禧的才地：“年16岁时，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浏览。尝有史臣在旁讽诵，故能通古今治乱大势，又能诗善书画，有此聪明学问，故能久揽大权。”

如果这番话属实，那么慈禧的确可称天才。她少时所受教育，罕见史料记载，如《清史稿》等，一字不提。结合其家庭背影来看，一个普通官宦之家，一个长期担任笔帖式（文书）的父亲（其父叶赫那拉·惠征虽然到头来官居四品，却不是十分出色的人物），所能给予她的教育，只怕有限。这有限的教育，倘能培养出一个兼通文史、擅长诗书画的女子，不难想见，此女的资质何其卓越。

可惜濮兰德和巴恪斯的赞誉，距离真相太远，就像他们说惠征“殁于安徽，女仅三龄”云云，纯属信口开河（惠征病故于江苏镇江，其时慈禧18岁，已经入宫）。慈禧所遗留的字画，清晰呈现了她的文化素养。据王开玺先生研究，1861年，慈禧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事前曾起草密谕，共计237字，错别字12个，如“进成后，在传旨著恭亲王总理赞襄正务，是否，求兄弟著议”，其中“成”当为“城”，“在”当为“再”，“正”当为“政”，至于语句不通之处，不胜枚举；四年后，她起草罢革奕訢的上谕，共计226字，错别字13个，看起来并无进步。

好在慈禧极具自知之明，每次都不忘交代他人帮忙修正：“求七兄弟（指奕譞）改写”“诏旨中多有别字及词句不通者，汝等为润饰之！”

慈禧朱笔抄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搜可见。其书法，大抵只能说端正，评价再高一点，便属过誉。她的绘画，剔除缪嘉蕙等人的代笔之作，同样属于初学者的水平，如行家评价：“蓼花几如断枝枯叶，枝与枝之间杂陈不接，叶与花零乱，其用笔畏缩迟疑，全无功力；一只螳螂也画得离骨岔气不合章法。”

要言之，慈禧文化水平不高，远远谈不上“能诗善书画”。参照今日学历，大概在初中生与高中生之间。那些无稽之言，则把她推到硕士、博士的高度，要么为尊者讳，要么别有用心。无论哪一种，都有碍于我们认知慈禧这个人。

需要注意，文化水平并不等于政治水平。没文化的人未必不懂政治，正如有文化的人未必擅长政治。慈禧的政治水平，显然远胜于其文化水平。以往我们喜欢强调她的权谋，譬如说她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当然这内行二字，她完全当得起；事实上，除了权术，她的政术其实相当可观，如识人、用人、搞平衡、自我纠错等，论起维稳，她也是高手。江河日下、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正是在她手上，摇摇欲坠而不倒，苟延残喘了数十年。

话说回来，一个人的政治水平，终究还是受文化水平制约。所谓制约，我以为更多表现在政治视野。政局如弈棋，有文化的政治家可以看十步，没文化的政治家只能看三步。就此而言，尽管慈禧擅长与时俱进，然而其政治视野终嫌狭隘，缺乏远见。若把近世比作激流，大清比作一条船，慈禧只能保持船的平衡，却无法掌控船的方向，更无从预见时代或者历史三峡的走势。她一生最大的局限，以及悲剧之形成，恰在于此。

明确了这一点，则可知曾国藩为什么说慈禧才地平常。1869年初，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进京觐见，同治皇帝年幼，两宫垂帘听政。前后三次召见，都是慈禧与曾国藩问答，慈安极少发言。第一次召见，慈禧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曾国藩对：“办完了。”问：“勇都撤完了？”对：“都撤完了。”问：“遣散几多勇？”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三万。”问：“何处人多？”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问：“撤得安静？”对：“安静。”第二次召见，主题是造船。第三次召见，问：“鲍超的旧部撤了不？”对：“全撤了。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千人，九月间调直隶时恐怕滋事，又将四千人全行撤了。”慈禧关心湘军裁撤，正在情理之中，然而屡屡纠结于此，不及其他要务，未免褊狭。故而曾国藩会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

要补充的是，慈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在学习。1907年，她已经72岁，依然与光绪一起，听大臣讲课。课程表包括《四书》《书经》《庭训格言》《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国朝掌故》《各国政略》等。《各国政略》后来改作《西史讲义》，从“新航路之发明”“新大陆之发现”讲起，包括“法皇路易十四之霸业”“俄皇彼得之雄略”“普鲁士之博兴”“美利坚立国”“法兰西内乱”，以及“英国宪政之沿革”“德国联邦之制度”“美国政策之变迁”等。单看内容，相当先进。当然课本是一码事，学生能不能学进去，则是另一码事。

“英国宪政之沿革”这样的内容，终归难以化入慈禧的心灵。据恽毓鼎《澄斋日记》，慈禧死前曾感叹：“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从她的态度，以及所主持的立宪改革之性质，恰可见其人的短视。以她的才地，非但无法领导中国转型，反而被转型的狂潮席卷而去。

文/羽戈，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