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界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的问题自然也会体现为中国企业的问题。当今，我们可以发现思想深度从来就不是企业家的的短板，真正缺乏的是抵挡世俗权力、抵挡专制主义的独立力量。

第一类是完全处在物质和感官世界，几乎没有精神生活的。他们与宗教/教派打交道，也是出于一种物质目的，或者是与神仙做生意。他们或是烧香、进贡，让神仙保佑自己生意兴隆，股市大发；或是热衷养生，追求“长生不老”，加入神仙的行列。这种类型的企业家，最形而上的想法就是衣锦还乡，在家乡人面前、在小圈子里面有面子、抖威风。

第二类企业家，在物质层面的欲望得到全面餍足之后，开始感到厌烦，追求一些不同的东西。有的选择咸菜小米粥、极简主义、低碳生活方式；有的赞助艺术，收藏名画；有的则希望得到他人真心的尊重与爱戴，追求社会地位和名望等等。然而总体来说，还属于世俗世界的追求。

第三类企业家，才是真正意识到了精神世界的存在，追求一些内在的或说是超验的价值。他们或困惑，或彷徨，或返璞归真，或离群索居，开始寻求生命、寻求自我在天地间、在宇宙间的定位。其中一些人找到了皈依的对象后，再返身入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往往功业非凡。这些人也许可以算作第四类吧。

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旅行、体育，这些都是开拓人的精神空间的好方式。可惜，中国的企业家不仅没几个爱看书的，连体育、旅行、艺术爱好者都不好找。原因就是他们太爱钱了，真正的专宠一生！因此，大多数人自然困在第一、第二境界。

能够进入第三境界的，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企业家，很有代表性的如现在的一些所谓“92派”企业家（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毛振华、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被称为“92派”）。

能够进入第四境界的应该就属于圣徒、圣雄级人物吧。当今中国不敢说，中国企业史上三代民族企业家的代表人物：晚清时期的张謇、北洋时期的穆藕初、南京时期的卢作孚，庶几近乎。

上述四类企业家，能够孜孜不倦、永不休止地创造财富的，应该只有第四类。第一类人也孜孜于追求财富，但未必是创造财富，他们有时候给人一种充满动力的假象，其实不过是欲壑难填而已。

世界上伟大的宗教，都有一种巨大的、向善的教化力量，对社会风气的改善、社会问题的解决功莫大焉。更重要的是，从西方法治传统形成过程来看，宗教在其中扮演了很重大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现代法律体系。

新教伦理的本质是把财富创造与宗教救赎对接起来，财富创造成为宗教救赎的一种手段或者表现形式。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把“义”和“利”统一起来，把自利和利他统一起，把算盘和《论语》统一起来。

从学理上讲，儒家把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从一开始，孔子就没有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富而可求”“以其道得之”“义而富贵”，不就是义利两全的康庄大道？即使被人污名为伪道学的朱熹，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峻急：“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更不用说浙东学派叶适主张的义利合一，以利导义：“成其利，致其义”，泰州学派王艮的“明哲保身”论，清初颜元的“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话都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

所以问题不在儒家，而在儒家的法家化，成为统治工具的儒家。儒家说义利合一，皇帝偏偏说你要舍生取义（关于这一点，为皇帝提供说辞的孟子有责任）；专制传统是一种能够吞噬一切、扭曲一切的黑暗力量，不要说一个孔子，一百个孔子，一万个孔子都无可如何。

企业界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的问题自然也会体现为中国企业的问题。西方的市场经济和基督教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消费主义文化的侵略性，自有清教徒传统来抵挡。中国文化作为一种现世文化，抵抗消费主义文化一骑绝尘，这是我们几代人都要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企业家阶层无法赢得尊重，与上述的消费主义有关。所谓炫耀性消费，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家阶层的形象。但问题的更深层次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不好，很多私人财富的来源经不起考察。私人财富越是缺乏正当性，大众就越是拥护公有制；公有制越强大，越是容易被既得利益集团所劫持，从而产生更多缺乏正当性的私人财富。如此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从私到公是明抢（或曰充公，或曰公私合营，或曰逼捐）；从公到私是暗偷，或抢或偷，就是没有公平交易。其实，法治基础都没有，哪来的公平交易？

普世商业伦理的底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做那些你不希望别人做到你身上的事情。中国黑心商人退一步，“己所不欲，勿施于（自己）人”，只要把自己的小圈子照料好，哪管它外面洪水滔天。大家以为这应该退无可退了吧？他们还在继续往后退，现在连自己人都开始抛弃了！比如创业板高管辞职，钱到手了就溜。对于这些人，应该像美国的一些城市那样，让他们挂牌示众：我是小偷！

思想从来就不是我们的短板，中国企业家缺的是抵挡世俗权力、抵挡专制主义的独立力量。比较理想的情况下，政、教、企三种力量构成一种三角平衡，任何两只角的力量加起来，都要大于第三只角的力量。在欧洲，这种平衡就是中世纪以来佛罗伦萨等城市中市政厅、教堂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在美国，就是华盛顿、波士顿和纽约之间的平衡。与此对应，老北京是紫禁城、雍和宫和天桥之间的平衡；民国年间是南京、北平和上海之间的平衡。虽然无法与西方相比，但依稀还有点模样，现在连这点模样都难以想象了，政是政，教也是政，连企都是政，完全是一家独大。

因此，中国企业家的精神危机中，传统价值、马克思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冲突是一面。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现世文化与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的合流，无所不至，无坚不摧。改善企业家的精神世界，要从改变这些基石做起。

（文章来源：中欧商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