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为日本去一大敌”
电视剧《少帅》选角非常讲究，譬如让文章演少帅张学良，简直天作之合，这二人经历相近：从国家宠儿到时代弃儿，从青年偶像到英雄末路，人生大起大落，命运天翻地覆。再如请李雪健演老帅张作霖，遂令观者有惊艳之感。有人说，对一些人而言，自张作霖被炸死那一刻起，《少帅》就算结束了。有人说，张作霖死时，文章扮演的张学良涕泗横流，痛彻心扉，张学良哭，那是因为此后东北大局无人主持；文章哭，那是因为不知道《少帅》后面的戏该怎么演！
《少帅》之于张作霖，可谓正名之作。张作霖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形象，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不大好。拿影视剧来说，对他的刻画，不是粗鲁如土匪，就是昏聩如财主。事实上，张作霖虽出身绿林，但孙科见到他之后，“方知他长得非常清秀，个子不高，不像土匪一类人物”；曹汝霖回忆录则谓：“张氏身躯不高，声亦不大，颇有恂恂儒雅之风，没有赳赳武夫之气，北人南相，决不像长白山出身之健儿也。”以此而论李雪健的表演，豪气有余，文气则不足。
张作霖最具争议的一点，还是与日本的关系。《少帅》对此，过于简化。历史哪有影视这么简单呢。这不仅构成了张作霖一生的纠结，更是历史的纠结。
张作霖这辈子最钦佩的人是袁世凯，且从袁世凯说起。
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同样纠结。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袁世凯因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然而，重返历史现场，你会看到，自1884年起，袁世凯便冲锋于抗日前线，朝鲜十年，软硬兼施，令日本人头疼不已。甲午战争失败，马关议和，伊藤博文等人与李鸿章谈判，第一次会谈，日本人不问他人，唯独问起袁世凯的下落：
伊藤博文：请问袁世凯何在？李鸿章：现回河南乡里。陆奥宗光：是否尚在营务处？李鸿章：小差使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日本对袁世凯的忌惮，以及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回护之意。
袁世凯与日本，从不亲近。他最崇拜的国家应是德国，关系最好的外国友人应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他曾聘请日本人有贺长雄担任宪法顾问，却也只是顾问而已。至于“二十一条”，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凯与日本人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何其艰辛，结局何其惨淡。简言之，针对“二十一条”的压迫与诱惑，惯用权术的袁世凯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如拖延、离间、诉诸舆论、借势于美国、英国、俄国等列强，最终，双方所签订的条约并非二十一条，只有十二条，真正丧权辱国的条款不是被删除，便是加以限制。结合彼时国情，当知这是最不坏的结果。蒋廷黻的评价无疑是持平之论：“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更可见袁世凯态度的是，他把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即1915年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在政府官员面前声泪俱下：“……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予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此外，他令丁世峄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五万册，秘密寄存于山东模范监狱，期冀日后形势逆转，公开发行。
有一说，袁世凯死前，曾撰一联，置于案上：“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后半句也许言不由衷，前半句则属事实。究其平生，他的确是日本的大敌，当然，日本也是他的大敌。
再说张作霖。我以为，张作霖与日本打交道，师承袁世凯，甚至可以上溯至李鸿章。李鸿章曾与其师曾国藩谈如何办外交，曾国藩的主旨是以诚待人，感化洋人，李鸿章则主张打痞子腔。不过，李鸿章终究还是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他的痞子腔，袁世凯有所借鉴，张作霖则全盘接纳。
张作霖的才具与处境，都不及袁世凯，故而他在日本人面前，难以如袁世凯那般强项，他出卖的国家利益，则远过于袁世凯。今人为他辩诬，说他与日本人，合作与对抗并存，深究历史，却是合作多而对抗少，至于与日本人虚与委蛇，敷衍了事，所答应的条件往往“口惠而实不至”，更不符合史实，试看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日本人的铁路扩张之迅猛，便知究竟；况且，张作霖对抗日本人，最擅长的手段，一是拖，二是赖，说白了，就是耍无赖，当然，敌强我弱，弱国无外交，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无可厚非，只是不可夸大其效果：你和君子耍无赖，也许还能占点便宜；和日本人这样的强盗耍无赖，能有什么好果子呢？张作霖的结局，恰是答案。
关于张作霖爱国，有一段子，说他给日本人题字，落款不写“张作霖手墨”，而写“张作霖手黑”，有人提醒他少了一个“土”字，他骂道：老子能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吗？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能行吗？这叫“寸土不让”！这个段子，惟妙惟肖，正呈现了张作霖的无赖风格。不过，细细思量，假如张作霖的爱国事迹足够多的话，后世何必拿这样难登大雅之堂的段子说事呢；恰因乏善可陈，“手黑”才成壮举。这表现的不是豪情，而是悲情。
不过，张作霖之死，依然可与袁世凯并提，适用那句“为日本去一大敌”。须知，张作霖的横死固然是悲剧，更大的悲剧则在他死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逐步放弃东三省。后人常常假设，倘若张作霖在世，必定不会这般怯懦、窝囊、仓皇，一枪不放，拱手相让。我认同这个判断。张作霖这代人，也许强梁，也许短视，终归有其底线。这个底线，你可以理解为爱国，可以理解为爱家，可以理解为爱利益，可以理解为爱面子。然而为了守护底线，他们不惧一战，不惜一死。
（作者羽戈 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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